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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置送达的审视
作者:严海明  发布时间:2012-08-14 10:53:30 打印 字号: | |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八十二条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者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被邀请的人不愿到场见证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到场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从业场所,即视为送达。”

       以上送达方式的规定,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留置送达”方式。所谓留置送达,是指应当接受文书送达的人,不具有法律上的理由,而拒绝受领应对其送达的文书,送达人将应送达的诉讼文书置于送达处所,其与实际交付受送达本人具有同样法律效力的一种送达方式。

       留置送达主要适用于受送达的自然人及其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无故或者借故拒绝签收诉讼文书(调解书除外)的情况,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其应当具备的条件有:一是受送达人或有义务接收诉讼文书的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或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二是有见证人或见证人已知晓送达事宜;三是见证人应当是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四是留置送达的地点为受送达人的住所或从业场所。

       笔者从自身审判实践经验来看,司法实践中需要留置送达的诉讼文书约占送达总数的10%左右,且有增长势头。但由于此类案件量大、见证人难找,为避免激化矛盾、提高送达效率、缩短审理时间,实际操作中往往大量采取邮寄送达;或将诉讼文书留于受送达人住所或从业场所,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或请受送达人所在基层干部、亲朋好友或邻居代为转交等变通方式送达,真正意义上的原原本本地按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程序和方式进行留置送达的案件微乎其微。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形势的新发展与审判工作的新需要。现行91年的《民诉法》制定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之际,各方面工作都在探索之中,为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立法对留置送达的条件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时值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口流动愈发频繁,社会交往日益复杂,信息通讯更为便利。

       另外,各地法院受理的案件逐年呈上升的趋势,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和群体案件不断出现,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传统的高成本、低效率的留置送达方式已经与公正与效率的主题不相适应,与司法资源的最大效益化配置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见证人难找。根据法律规定,实施留置送达时,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一般认为“基层组织”是指居委会或村委会,那么司法所、派出所、工商所是否属于基层组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或居无定所的外出打工人员、城镇无业人员、流动性大的小摊小贩们的“基层组织”是谁?“其他见证人”指哪些?到场见证是否是其法定义务?法律均无具体规定。况且一个地区的基层组织很多,而送达人对可能涉及到的有关基层组织无法确定,办公场所不熟悉,办公地点经常“铁将军”把门,人影全无;在农村受送达人住所距村委会较远,村社干部相对较分散无固定办公地点和时间,并且基层组织也不是有邀必到,往往不能及时派代表见证,而必须重新约定留置送达时间,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派代表见证而借故推辞。特别是有的基层组织自身不具有威信,工作涣散,害怕当见证人,怕当事人报复,怕承担责任。更有甚者还以各种方式给受送达人通风报信,导致当事人关门闭户趁机逃走。

       第三,送达处所和签收人的规定狭窄。立法将留置送达的处所局限在住所或从业场所,送达范围相当有限,毕竟住所地与居住地(经常居住地)、生活场所、工作或从业场所还有一定的区别。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工作生活的地点不会仅局限于住所和从业场所,与其经常生活和工作有密切关联的场所还很多。部分当事人居住、工作环境很复杂,处所不止一处;有的甚至居无定所,无职无业,流动性大(如外来打工人员,临时推销员等);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住所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皮包公司”、或“名存实亡”给法院送达诉讼文书造成了很大困难。往往送达过程中,发现受送达人(包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时,大多数不是在其住所或从业场所,如出现受送达人不听从解释拒签收诉讼文书之情形,送达人该如何操作,难道一定要等到受送达人回到住所或从业场所时再进行送达吗?

       对于签收人,民诉法规定包括受送达人及其同住的成年家属或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或组织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但笔者曾多次遇到受送达人为了躲避法院执行,当看见法院来人送达法律文书,就叫其未成年的孩子守摊,自己故意躲开的情形。

       总之,由于法律规定的条件过于严苛,留置送达的司法操作性很低。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放宽了原有的留置送达条件,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留置送达难的问题。因此,重新构建我国民事司法留置送达制度迫在眉睫。笔者现就如何解决民事诉讼中留置送达难的问题,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弱化或取消见证形式

 

        见证人见证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独有形式,也是造成留置送达难的客观障碍之一。对比其他各国相关法律制度,以及我国近年的审判实践,见证这种形式显属多余。从立法的本意来看,见证是为了维护被告方(或被执行方)的诉讼权利,防止法院滥用留置送达,体现出立法者对法院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对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繁琐的留置送达手续,影响了法院诉讼文书送达工作高效、有序的开展;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

       值得欣慰的是,《规定》第十一条对见证人的限制已有较大突破。但遗憾的是,此条规定仅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且仍将邀请见证人作为必要条件。

       当前,法院工作人员的司法素质较制定民诉法的80年代初,已有明显的变化,改由法院依职权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的地点即视为送达的条件基本成熟,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也是这么操作的,绝大多数受送达人以及社会各界也是认同和接受的。只不过为了防止法院留置送达职权的滥用,应当同时规定留置送达必须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并将送达的时间、地点及受送达人拒收事由在送达回证上记明,且由共同送达人签名以附卷备查。有条件的,还应将拒收或拒签的情况制作成音像资料附卷保存。

 

       二、放宽留置场所和有权签收人的范围

 

       笔者建议逐步放宽乃至取消对留置送达场所的限制,增加留置送达的灵活性。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 “如无法律上的理由而拒绝收受送达,应即将应交付的书状留置于送达地点。”同样,我国台湾的民诉法也将留置送达的场所规定为“送达处所”。笔者认为,只要有依据(如录音、录像、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证言笔录、送达现场的照片等)能证明送达人实际见到了受送达人或有义务签收诉讼文书的人,在其无法定事由拒签收的情况下,送达人已将诉讼文书留置于受送达人身体可直接触及之处(即送达地点),或者已明确告知其诉讼文书内容,并由两人以上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将拒签收事实和送达过程予以注明,即视为完成留置送达,而不局限于住所或从业场所。

       扩大有权签收人的。对此,可借鉴美国对送达签收人的规定,即送给受送达人住所的“适龄适智”的人、经授权的人、受雇人员。如果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留置送达范围不再局限在其同住成年家属范围。我国民事法律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智力相适应的活动,已满16周岁但不满18周岁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者当然可以进行任何民事活动,前者也可进行部分民事活动。因此,可以向与该受送达人同住的已满16周岁但不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智力无障碍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送达;对于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首先向负责收件的人员送达,在送达不能的情况下可以向其任何工作人员、受雇人员送达。

 

       三、充分利用录音、影像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拍照或摄像、录音等方式将送达过程客观准确的保存下来,作为法院送达的依据。送达人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只要发生受送达人或有义务签收的人拒绝签收之情形,送达人便可以将送达过程包括送达时间、人物、场所以及其他在场人等以拍照或摄像的形式记录下来,制作成照片或录像带、VCD光碟,存入卷宗或相关档案中。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法院采用的照相见证留置送达形式,河南省太康县法院以声像形式固定相关证据和送达事实等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我国留置送达作为送达程序的一个重要送达方式,其必要性勿容置疑,但立法上偏重了诉讼公正,而忽略了诉讼效率,造成当前司法实践中留置送达形同虚设。解决留置送达难和繁的问题已成为广大司法工作者的迫切要求。因此,笔者建议,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当充分考虑留置送达方式中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间的平衡问题,真正体现“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来源:吴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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