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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新立案标准之惑
作者:刘海  发布时间:2012-08-14 11:21:59 打印 字号: | |

       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新立案标准”,以与1999年实施的“旧立案标准”相区别)。该规定新增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填补了旧立案标准的空白,“使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得以完善,从而有利于加强对判决、裁定执行行为的法律监督”。[1]但笔者仔细研读了新立案标准后发现,由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本身对两罪的界定存在一些不足,故新立案标准的出台仍难以解决两罪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笔者的一些浅见,以期对完善相关立法有所裨益。

 

      一、刑法对两罪客观方面的表述过于狭窄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是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确定的两个新罪名,即“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两新罪名确立后对打击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阶段的滥用职权行为或者玩忽职守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深远的意义。从两罪的犯罪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主观方面:严重不负责任(过失)或者滥用职权(故意);(2)客观方面: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不作为),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作为);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结果);(3)主体:属特殊主体,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4)客体:既侵犯了司法公正与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

       从法律条文上看,《刑法》对两罪的犯罪构成描述得十分清楚、完整。但在实践中,笔者发现该款对两罪客观方面的行为的界定过于狭窄,影响了它的可操作性和实际功效的发挥。两罪客观方面的行为仅仅包括三种:第一、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第二、不依法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第三、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其中,“诉讼保全措施”主要是指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可分割的财产;“强制措施”主要指对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以及其他人采取拘传、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而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执行中存在的渎职行为往往超出了法条界定的情形。如执行法官为了尽早结案,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和稀泥”,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强行进行和解,最终导致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或者在执行中违反法律规定让不具有参与分配资格的债权人参与分配,导致原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此处执行法官的违法行为虽属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且亦造成了严重后果(即达到了立案标准规定的损失金额),但其违法行为已超出了前述三种情形范围,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后果已严重到构成犯罪的渎职侵权行为很难加以认定。

 

       二、刑法对两罪的犯罪对象界定过于狭窄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对象均只包括判决和裁定,这与民事诉讼中执行的法律依据产生了矛盾。1992年7月1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5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间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在这里,法院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除判决、裁定外,还包括了调解书和支付令。根据1998年6月11日通过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项的规定,“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裁决书、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均是执行的法律依据。而《刑法》仅对执行判决、裁定中严重的渎职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却把具有相同执行效力的调解书、支付令排除在外,无疑存在重大的法律漏洞。这就给那些渎职的司法工作人员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相反,则给检察机关认定这类渎职行为的罪与非罪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新立案标准的进步与遗憾

 

       新立案标准第一部分第7条、第8条分别对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应予立案的情形作出了规定,相较旧立案标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新立案标准列举的两罪“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区分了人身权利损失和财产权利损失、个人财产损失与单位财产损失、直接财产损失和间接财产损失,并更加注重保护个人合法财产(相较旧立案标准,门槛明显降低)和公司、企业的合法经营活动(新立案标准规定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达到一定时期或者破产的,应予立案)。可以说,新立案标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检察机关查办执行判决、裁定阶段的渎职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武器和执法依据。

       但是,新立案标准所罗列的5种应予立案的情形,针对的仅仅是两罪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并未对前述笔者提到的《刑法》对两罪在犯罪行为和犯罪对象界定方面存在的不足予以弥补,从而失去了一次完善两罪规定的立法契机,为此次新立案标准的出台留下了一丝遗憾。笔者分析,新立案标准之所以未涉及两罪犯罪行为和犯罪对象方面的内容,是源于《刑法》对两罪采取“暗含式”的立法模式,即“刑法分则条文只描述了犯罪行为的特征,对具体犯罪的罪名则没有明确的规定,需要立法或司法机关根据刑法规定的罪状抽象、概括出相应的名称”[2]。两罪采用“暗含式”立法模式对罪状(即犯罪行为)进行列举、描述,就难免出现列举无法穷尽的问题。由于《刑法》是全国人大制定实施的我国基本法律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制定新立案标准时就只能在刑法已规定的基础上对两罪的危害结果进行解释,而不能超越《刑法》已有的罪状描述对罪名进行重新界定。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两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新立案标准显然难以胜任。

 

       四、呼吁尽快出台立法解释、完善两罪客观方面的界定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制定永恒不变的完备的法律”。[3]所以,法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的,但法律同时又要具有相对稳定性,即“法律一经制定和颁布生效,就必须维护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决不可任意变更,随意废弃,而要在一定的阶段内保持相对的稳固和确定”。[4]故出台立法解释就成了一种折衷的选择,既可弥补法律的局限性,又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刑法》第399条第3款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亟需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完善《刑法》对两罪客观方面的界定予以解决。据此,笔者建议将《刑法》第399条第3款中“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修改为“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或者违法履行法定执行职责”,加入“违法履行”就可全面调整执行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违法采取除诉讼保全和强制措施之外的其他违法执行行为。

       另外,笔者建议将执行调解书、支付令中的严重渎职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有学者认为,《刑法》第399条第2款规定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未把调解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为了保持该条的一致性,该条第三款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和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也不应该把调解作为犯罪对象加以规范。但笔者认为,审判阶段的“调解”和执行阶段作为法律依据的“调解”,具有本质的不同,《刑法》399条第3款中加入“调解”更具合理性。

       首先,《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可见,调解在审判阶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程序(特定性质的案件中还是一道必经程序,如离婚案件);而调解在执行阶段却是一种静态的法律文书,是执行的法律依据。在审判阶段的调解过程中,法院审判人员具有居中性,主要起到居中调解说服的作用,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双方当事人手中,这与民事裁判中,法院审判人员居于主导地位,对裁判结果具有最终决定权有本质区别。故是否应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新的立案标准中把“枉法调解”纳入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加以界定,至今仍争议颇大。[5]相较而言,在执行阶段,判决、裁定和调解、支付令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和执行效力,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执行调解过程中出现的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理应与执行判决、裁定一样,纳入到刑法调整的范畴。

       其次,在审判阶段,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发生法律效力;而判决、裁定的生效不以当事人的签收为先决条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只要在法定期限未提出上诉,判决、裁定即生效。对于调解,当事人可以以消极的拒签阻却其发生法律效力;而对于判决、裁定当事人只有采取积极的上诉才能阻却其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在审判阶段的达成的调解协议,虽然也是一种静态的法律文书,但与判决、裁定这两种法律文书仍有很大的区别。《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由此可见,在审判阶段的“调解”,当事人的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法院的居中性决定了审判人员的操作空间极为狭窄,枉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小,故是否该将其纳入刑法调整范畴还有待商榷。而在执行中的“调解”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依据,它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当事人来主导,法院的执行人员在执行调解中的操作空间极大,出现渎职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也和执行判决、裁定一样大,故应该把执行调解中的严重渎职行为同执行判决、裁定一起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

       与执行调解书中出现的严重渎职行为是否该纳入《刑法》调整范畴的复杂性和争议性相比,把支付令作为执行中的失职罪或者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对象则属理所当然。《民事诉讼法》第191条第3款规定“债务人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在15日内,既不提出异议,又不清偿债务的,债权人有权向受诉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见,支付令同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支付令过程中的严重渎职行为理应同执行判决、裁定一样追究其刑事责任。



[1]丁海东:《新立案标准都有哪些特点》,载于《检察日报》(2006年7月27日第4443期 )。

[2]汪永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和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的理解及适用》,载于《惩治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指南(2003年第3辑)》,第44-45页。

[3]卓泽渊:《法理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

[4]卓泽渊:《法理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5]金石 、张泽武:《枉法调解宜纳入刑法调整范畴》,载于《人民检察》,2006年第1期,第59页。

 

 

来源:吴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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