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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行政诉讼制度的缺失及其对策研究
--从几个案例谈环境保护公民行政诉讼的引入
作者:秦绪栋  发布时间:2012-08-14 11:33:51 打印 字号: | |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其影响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都令人触目惊心。松花江污染、太湖蓝藻、滇池蓝藻等环保公共事件不断摧残着人们已经非常脆弱的神经,也显示了我国的环境保护相关立法和司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公民诉讼制度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很多国家环境保护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国也有必要对此进行借鉴,来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鉴于很多学者把国外的环境公民诉讼混同于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在研究我国的环境保护公民诉讼之前,必须先把两者界定清楚。一般来说,环境公民诉讼是指公民根据相关环境法的授权,起诉环境违法者及监管者并请求法院给予禁令性救济的诉讼。环境公民诉讼是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根据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环境公益诉讼包括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环保团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和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本文意义上的环保公民诉讼只是环保公益诉讼的一部分,本文研究的范围也仅限于此。

 

       一、缘起:环境保护行政诉讼的几个例子

 

       【事例:松花江污染事件】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截至同年11月14日,共造成5人死亡、1人失踪,近70人受伤。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2005年11月21日,哈尔滨市政府向社会发布公告称全市停水4天,“要对市政供水管网进行检修”。同年11月22日,哈尔滨市政府连续发布2个公告,证实上游化工厂爆炸导致了松花江水污染,动员居民储水。同年11月23日,国家环保总局向媒体通报,受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事故影响,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俄罗斯对松花江水污染对中俄界河黑龙江造成的影响表示关注。中国向俄道歉,并提供援助以帮助其应对污染[1]。之后,先后有哈尔滨20家企业联合起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双苯厂污染侵权,有北京大学教授以自己和松花江、鲟鳇鱼、太阳岛为共同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还有一些哈尔滨居民以个人名义提起环境侵权诉讼。但这些起诉均被法院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终松花江污染案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3]

       【案例1:金奎喜诉杭州市规划局案】2003年2月25日,杭州市民金奎喜向浙江省西湖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杭州市规划局为浙江省老年大学项目所颁发的项目许可证,依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保护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金奎喜认为,按照《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关于“任何单位都不准在西湖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扩建与风景名胜无关的建筑物”的规定,杭州市规划局不应该为浙江老年大学颁发规划许可证。2003年2月28日,西湖区人民法院以“起诉人不具有起诉的资格”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具有原告身份必须是他所诉的这个具体行政行为跟他有利害关系,也就是他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关人。法院认为,金奎喜与在建的浙江老年大学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不能立案。金奎喜不服西湖区人民法院的裁定,又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3年4月1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同样的理由作出了维持原裁定的裁定[4]

       【案例2: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清镇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收回土地使用权法定职责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自2009年5月开始在江苏、贵州两地积极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以环保社团组织的身份作为原告主体分别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2009年7月27日,该会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清镇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收回与李万先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位于百花湖内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块上全部建筑物或其它附属物,以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保护百花湖的环境不受侵害。经审查,贵州省清镇市法院于7月28日决定立案受理。8月28日,清镇市国土资源局报请清镇市政府作出《关于无偿收回清镇市百花湖冷饮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同时注销该块土地使用权证。9月1日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该会以清镇市国土资源局已作出收回第三人土地使用权决定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5]。法院认为被告清镇市国土资源局在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后,已作出收回第三人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原告诉讼目的已经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准许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撤回起诉,并作出行政裁定书。虽然法院最终没有作出判决,但法院受理本案,没有以原告的利益没有遭受实际损害为由拒绝受理本案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二、缺失:我国环境保护行政诉讼的现状与不足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法律的实际实施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环境污染社会事件仍时有发生,环境保护的形势仍很严峻。排除了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公众缺乏环境保护参与的积极性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很多环境保护单行法也有类似的规定[6],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保障和激励措施,民众又缺乏相应的知识,因此对环境保护的监督还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充分发挥民众监督环境保护的应有作用。具体而言,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环境损害的法律界定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在我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7]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也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被侵害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且这种权利必须被原告所专属性或排他性的享有[8]。很多环境权利,如清洁的大气、优美的自然环境、美丽的海滨景色在传统民法上都属于公用的或公有的财产,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没有专属排他的享有权。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原告不能对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破坏公共环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9]。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好损害的标准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各方面的容忍限度等,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法院根本不可能受理类似的行政诉讼案件,即使受理了也会被以没有原告资格为理由驳回起诉,金奎喜诉杭州市规划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松花江污染案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2、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起诉资格问题。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十条规定“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也就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果社会团体或与环境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政行为只能提起揭发和检举,而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资格,这使得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纠正其违法行为时,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的行为不能有效得到限制。现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已经对社会团体支持民事诉讼作出规定[10],我国对于社会团体能不能代表其成员提起环境行政诉讼没有做出规定,这是很不够的,应当予以纠正。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不成先例的案例--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清镇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收回土地使用权法定职责案,法院的这种探索应当得到支持。

       3、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排除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直接把抽象行政行为完全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而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环境侵害的行为中,以不针对具体人的抽象行政行为居多[11]。抽象行政行为排除的规定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环境保护司法审查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即使在法治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是所有抽象行为都受到司法审查,比如美国法院认为法院没有必要介入抽象的公共原则问题,因为其他一些政府机构完全有可能更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12],但不涉及抽象的公共原则问题的,抽象行政行为完全可以纳入到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

 

       三、对策:我国环境保护行政诉讼诉讼制度的重构

 

       (一)环境保护引入公民诉讼的几个相关问题

       针对以上所列的我国环境保护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我国有必要在环境保护领域引入公民诉讼制度,对我国现行环境保护行政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具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制度需要作以下调整:

       1、关于原告起诉资格。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13]”,也就是说在我国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原告资格要件的实质要件。很多发达国家取消原告的关于原告资格的限制、拓宽诉讼途径,主要是因为:一是实践证明担心原告资格过于宽泛会人为地制造纠纷,从而影响行政机关的正常活动或诉讼效率的想法是多余的;二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防止滥诉的利益远远小于使不法行政行为受到审查的利益和保护公民权益所带来的利益;三是人们认识到放宽原告资格限制是完善监督机制和参与机制的一条重要途径[14]。如美国规定任何人(any person)或任何公民(any citizen)可以代表自己提起一项民事诉讼。由于美国没有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区分,其行政诉讼也是适用民事途径来解决的,因此其原告资格是相当宽泛的。但事实上美国联邦法律的实际司法实践中,原告适格问题却远没有这么简单,并非所有公民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提起环境公民诉讼。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联邦法院受理案件时,原告应当确立或证实自己的原告适格,这是原告诉权的基础。我国的原告资格问题也要注重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不能规定任何人对任何事都有原告资格,但也要对现有原告资格作进一步的扩张。

       2、关于被告。环境公民诉讼的被告应是法律规定的实施相关法律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环境保护部门、负责保护野生动物的森林管理部门等等。如果这些法律实施机关存在公民诉讼范围内的情形时,特别是不作为违法时,公民可以对其提起公民行政诉讼。此外,《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具有限期治理职责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5]和其他法律规定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16]也可能成为环境保护公民诉讼的适格被告。 

       3、关于起诉事由。一般认为可诉范围是指公民的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纠纷和争议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给予司法保护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美国公民可以对任何侵害环境权益或者违反环境法律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起诉,其实这是对美国公民诉讼制度的重大误解。美国公民诉讼的可诉范围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首先只有授权了环境公民诉讼条款的联邦法律才存在环境公民诉讼的可诉范围问题;其次,存在涉嫌违反授予公民诉讼条款的联邦环境法律特定法律条款和内容的行为;最后,联邦环境法律的行政执法机关的不作为属于公民诉讼的可诉范围。[17]我国环境公民诉讼可诉范围的制度设计也不能一蹴而就,也应分阶段,首先对影响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广的水污染治理方面引入环境公民诉讼,在水污染公民诉讼制度比较完善时,再在其他环境污染领域引入公民诉讼,逐步实现环境公民诉讼的全覆盖。而且我国不需要就环境公民诉讼设定一个普遍适用上的条款,而是在各个环境单行法律中特别规定,公民只有在相关法律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时,才可以提起环境公民诉讼。

       4、关于诉讼目的。任何法律的制定和颁布都基于一定的目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18]。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有关规定,行政诉讼诉讼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为法院解决行政争议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审理行政案件,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公民诉讼则很难如此界定,一般都是要求责令行为停止环境损害,修复环境原状或者支付修复费用为主要诉讼目的。公民诉讼的公益性更强,在某些情况下,诉讼目的还包括请求法院判决侵权者赔偿由于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对于受害者众多的情形还可以参照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由环保组织设置专项基金或者账户,经法院认可后负责赔偿金的管理和支出工作。

       5、关于激励制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的“人类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在公民诉讼中,原告提起诉讼一般并非出于至少并非主要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如果一种行为仅仅为“义举”并不能使得公民能够主动为之,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通过设立罚金诉讼来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进行激励的制度,也就是原告一旦胜诉就可以从法院对被告的罚金中分得一部分。美国《反欺骗政府法》中就规定原告胜诉后可以从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的罚款中分得一部分,其比例为15%-20%,1986年修改时,这种比例更被提高到30%。[20]我国在设计环境保护公民诉讼制度时,也应考虑引入这种奖励制度来调动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

       6、关于限制制度。在美国,公民诉讼也有限制条件,如果对环境保护署署长或其他起诉对象“已有积极遵行法定要求的行为”或“公民未履行60日前事先告知义务”时,则诉讼将不被允许。我们认为我国要设立公民诉讼制度,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具体而言,要提出环境保护公民诉讼,必须要有一个前置程序,公民在提起公民诉讼之前,应当已经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举报,只有在相关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有关机关未作处理时,举报人才能提起公民诉讼。

       7、关于和解制度。在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中,很多公民在发出起诉通知后并没有将违法者诉讼至法院,而是采取了一种私了的方式在诉讼外与违法者达成和解。据统计,1983年至1986年,在康涅狄格州提起的30起案件中,和解所涉数额超过150万美元,都支付给了环境基金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没有任何罚款被缴付给国库。[21]这让很多人对这类环境团体目的的公益性产生怀疑,认为将会损害公民诉讼的公益性。我们认为我国在建立公益诉讼时,对和解制度要进行规范,要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防止部分个人或者团体只顾牟利,而不顾公共利益的保护。

       8、关于判决制度。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行政诉讼的实体判决方式主要有维持、撤销、确认违法/合法、确认无效/有效、驳回诉讼请求等,这些判决方式对环境保护公民行政诉讼制度来说还是不够的。我们认为还应当增加发布禁令和金钱处罚。前者是法院发布禁令要求相关行政机关采取具体措施来履行其法定要求,后者则是判令破坏环境者或者不利监管者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 

       (二)关于环保公民诉讼的立法建议

       在很多国家的环境法律体系内,并不存在一个一般的或者统领意义上的环境公民诉讼条款。如在美国现存的环境公民诉讼条款都来自于各个具体的联邦环境法律的特别授权。虽然各联邦法律的立法目的与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上有很大差别,但总体上各法的公民诉讼条款都是以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中的公民诉讼条款为模型予以设计的[22]。我们认为,我国要重构我国的环境保护行政诉讼制度,需要相关立法作出以下调整:

       1、宪法层面。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公民诉讼没有做出规定,但第二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规定虽然不赋予任何公民具体的诉讼权利,一般只被作为宣示性条款,但也可以理解为这一款为环境保护公民诉讼提供了宪法性保障和前提条件。起诉权问题的实质是当事人是否有权利要求法院对有关问题做出裁决,这已经涉及到了宪法对法院的管辖权和执行权的限制。[23]对于公民诉讼,最好通过修宪在宪法中增加相应的条款,但修宪周期长,程序复杂,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充分利用宪法第二条的规定,通过对第二条进行解释来创建环境公民诉讼。另外,还要把公民的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24]

       2、行政诉讼法律层面。一是要扩展行政诉讼上损害的范围,把当前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扩展到视觉、精神感觉的非实质性损害;二是要扩大社会团体以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环境行政起诉权的案件范围,当环境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合法环境权益因环境行政行为受到非实质性的损害时,授予其行政起诉权,建立社会团体和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民众支持环境行政诉讼的制度。

       3、环境保护法律层面。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立法对于环境的保护还很不完善,建议通过立法赋予公民向法院提起公民诉讼权利,以督促行政机关积极执法,促进整个环境的改善。笔者认为在《环境保护法》修改及环境保护单行法制定时可以考虑在“环境责任”一章中增加“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本法或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被指控为违法行为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权的行政机关疏于执行的,可以上述部门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类似的规定。同时建议立法承认公民的环境权,建立良性循环的环境法律机制;在环境单行法中界定环境保护公民诉讼受案范围、主体要件、前提条件、诉讼请求、举证方式和条件等内容。



[1] 《2005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载腾讯新闻网(http://news.qq.com ),于2009年12月14日浏览。

[2] 2005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三名教授及三名研究生向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公益上诉,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00亿元人民币用于设立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基金,以恢复松花江流域的生态平衡,保护鲟鳇鱼的生存权利、松花江和太阳岛的环境清洁的权利以及自然人原告旅游、欣赏美景和美好想象的权利。相关资料参见甘培忠、汪劲:《鲟鳇鱼、松花江和太阳岛:你们是否有权控诉人类行为对你们的侵害?》,载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www.chinalawinfo.com ),于2010年4月26日浏览。

[3] 吕忠梅:《松花江污染:不能被遗忘的法律话题》,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6卷第6期。

[4] 《环境保护系列案件》,载中国公益法网(http://www.dfpilaw.org ),于2009年12月14日浏览。

[5] 《中华环保联合会开展环境公益诉讼情况的通报》,载搜狐绿色频道(http://green.sohu.com ),2009年12月15日浏览。

[6]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造成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造成放射性污染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等等。

[7] 也就是说要存在法律上的利益。有人认为这种利益一般表现为法律上的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但是也不排除没有被法律明确确认、规定为某种权利,但有法律原则、习惯法等所衍生的事实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同样值得保护。参见张树义主编:《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2页。

[8] 参见金瑞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204页。

[9] 部分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都是与之有一定的和其他人不同的关系,如因相邻权、或因其他行为与之形成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说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使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1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

[11] 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本地或某些单位或个人的利益,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命令等现象层出不穷。

[12] 参见邓冰、苏益群编译:《大法官的智慧》,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13] 还有人认为原告资格的唯一条件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不要求某一公民、法人的权利或者义务受到增减得失的后果。参见江必新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14] 马怀德主编:《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15] 该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

[16] 比如海关、工商、卫生等部门,这些部门的职责也是政府环境保护的有机组成部门,当这些部门疏于履行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职责时,也可能成为环境公民诉讼的被告。

[17] 陈冬:《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管窥》,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第37卷第1期。

[18] [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转引自黄学贤、王太高著:《行政公益诉讼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20] 1986年10月由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生效的《反欺骗政府法》,是对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发布的《反欺骗政府法》的修正。该法的内容很简单,它主要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法一方,并在胜诉之后分享一部分罚金。修正后的《反欺骗政府法》将告发人的分配份额提高至最高30%,同时增加了告发人在诉讼方面的权利。参见孙博:《成长的权利:公益诉讼制度简论》,参见中国律师执业法律网(www.china-lawyering.com ),于2010年4月24日浏览。。

[21]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页。

[22] 其第304条规定,除本条(b)以外,“任何人可以代表自己提起一项民事诉讼:(1)起诉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和在美国宪法第十一条修正案所允许范围内的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或机构),指控其违反了(有证据证明该被控违反行为已重复发生)或正在违反(A)本法规定的排放标准或限制或(B)环境保护局局长或各州所颁布的有关上述标准或限制的命令。(2)起诉环境保护局局长,指控其不能履行本法所规定的不属于环境保护局局长自由裁量领域的行为或义务。(3)起诉任何人,指控其无本法第1章C部分(有关空气质量重大恶化)或本法第1章D部分(有关未达标)的规定中所要求的许可证,而打算建造或已经建造了任何新的或者经改造的重要的排放设施;或指控其违反了(有证据证明该被控违反行为已重复发生)或正在违反上述许可证之任何条款。联邦地区法院,不论诉讼请求数额或当事人的公民资格,有权实施上述排放标准或限制、命令;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命令环境保护局局长履行上述行为或义务;有权运用任何适当之民事惩罚”。转引自陈冬:《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管窥》,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第37卷第1期。

[23]邓冰、苏益群编译:《大法官的智慧》,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24] 现行宪法是把环境保护主要规定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其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来源:吴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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