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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人民法庭深化社会管理创新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
——以吴江市人民法院震泽法庭为例
作者:章伟  发布时间:2012-08-14 13:31:31 打印 字号: | |

       一、与以往明显的变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之现状

 

“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允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想说明,单从逻辑学意义上讲——推理的前提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之所以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现状作为前提来讨论,理由是:为应对目前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现状,人民法庭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需求,一种解决之道。没有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现状中遇到的难题,人民法庭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只是空谈。

       (一)基层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1]

       首先,市场竞争的风险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优胜劣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受到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大环境下凸显的消费不足、出口减少、投资风险加大、物价高涨等方面的现象必然波及到辖区范围内的企业和个人。企业、个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隐藏着比以往更加巨大的风险。一旦这种风险变成现实,就必然导致企业、个人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优胜劣汰,而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失业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使得企业间的买卖纠纷、劳资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必然增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在应对市场竞争风险引起的优胜劣汰显得力不从心,致使矛盾多发且难以化解。如工商管理监督不到位、企业破产制度不健全、职工的各项保险制度不完善、金融借贷制度不成熟等。法庭在审理的案件中,遇到部分案件存有如下情况:企业交易中存在大量坐支现金的现象,这致使发生纠纷后举证艰难;众多企业存在抽逃注册资金以及企业老板财产与企业财产混淆,致使企业倒闭后相应的债权人与职工权益难以保障;企业对员工的各项保险投入不足,致使企业员工的各项权利难以保障;众多中小企业在企业资金缺乏的情势下,得不到充足贷款而陷入绝境,致使矛盾纠纷增多;很多企业、个人一方面对外结欠大量债务,另一方面应收款项难以收回,形成恶性循环,致使矛盾频发。

       其次,诉讼意识的增强与规则意识的淡薄。随着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思想意识的变化,法制的大量宣传,企业、个人的诉讼意识明显增强。基层群众都意识到矛盾纠纷自行无法化解的情况下,最终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但诉讼意识的增强不等同于规则意识的增强,基层群众规则意识的淡薄仍旧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一是,诉讼过程本身是一个遵守规则的过程,按照规则对事实与法律进行判定,最终化为一纸判决文书来断定输赢。但实际中,众多群众没有这种规则意识,他们在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过程中缺乏遵守法律程序以及其他规范性制度的意识,实际来到法庭“打官司”并未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甚至很多当事人在“有理” 时按照法律办事,“无理”时就不按常规出牌。若调解方案或判决文书对其“不利”,便没有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转而利用“潜规则”诸如扬言上访、逃避不见、吵闹、杀人或者自杀等方式对抗法院调解或判决;二是,众多企业、个人在平时很少用法律规则来指引行为,用遵守规则来防止纠纷、防范风险。法庭曾经审理的一起因装修房屋引起的健康权纠纷,就是因为房主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去找有施工资质的装修公司引起的纠纷。几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因质量问题提起反诉,也都是因为双方在付款和产品质量上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几起借贷纠纷案中当事人轻率地作为别人贷款担保人或以自己的财物作为别人贷款抵押,使得自己蒙受损失而产生纠纷。甚至还有很多企业来到法庭都坦白的说“为了可以有业务做,其他的风险都暂时不予考虑”,以上这些案例都是因当事人无规则意识导致纠纷化解难度显著增大。

       第三,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与社会道德品质下降。现实的法律对很多借法律、政策的空子而实施行为无法处理,从而极容易产生矛盾。近年来,在很多公司倒闭或者企业主外逃的情况下,很多当事人向法庭反映疑似虚假债务的案件。法庭审理了很多疑似高利贷的案件,证据上查看不出任何不当之处;也审理了多起夫妻一方长期在外,大量举债,债权人基于夫妻债务起诉夫妻,要求连带清偿,导致夫妻另一方陷入绝境的案件。这些矛盾的事实与法律上的处理很难绝对的统一起来,而当事人一厢情愿的期望是带来不良后果的主要诱因。市场经济真正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全社会的道德品质,而在目前大环境追逐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诚信、守约、责任、实事求是等品质已经成为一种虚无。法庭在审理案件中,遇到有很多企业、个人在平时的经济来往中违背诚信原则;产品质量有问题,付款不按照约定等间或存在;更有企业主“赚钱是自己的,亏欠算企业的”;来到法庭诉讼,对基本事实置若罔闻,一概否认、抵赖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还有婚姻家庭关系中,没有忠诚道德的约束,容易致使家庭关系破裂,双方在离婚诉讼中,不论感情,只顾经济赔偿的数额大小,致使双方矛盾激化。法庭审理的二起侵权纠纷和一起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当事人只顾强压对方,企图在“脸面上”羞辱对方,不懂谦和与宽容,从而产生了很多难以调和的矛盾。法庭审理了两起由火灾引起的侵权案件,都是因为企业在建筑设施中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引发的。

       最后,法院亲和力的增强与威慑力的减弱。近年来,法院积极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主动服务企业、群众,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法院的亲和力上升,但同时也使得法院背后的威慑力有所减弱。在众多矛盾的解决中,很多当事人抓住法官要调解、想调解的心理,不断提高要求,使得矛盾难以化解;抓住法院人性化执法的特点,在诉讼过程中,对其有利的就出庭,对其不利的就玩“消失”,法庭曾审理一个当事人做原告的案件,当时原告积极参与诉讼,后来此原告成为被告后,就声称自己在外地;抓住法院有涉诉上访的压力,通过在法庭闹事、威胁等,甚至上访向政府施压,期望个人“诉求”得到满足。以上种种举措,都使得矛盾激化,难以化解,给法庭带来巨大的压力。

       (二)基层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法庭辖区内的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变化,各种矛盾纠纷的存在是客观和必然的,但不同类型的案件呈现出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

       首先,承揽合同、买卖合同等纠纷中举证难。法庭辖区内的彩钢板房企业非常多,法庭受理涉及此类企业的案件也比较多。在大多数彩钢板房厂追要承揽款的纠纷中,存在举证难的特点。有些原告无法证明是否有搭建彩钢板的事实;有些原告无法证明与其签订合同的个人是否系工地上的项目经理事实;有些原告无法证明工程是否合格并已验收的事实。法庭辖区内还有众多的电子以及纺织类企业,这些镇区企业一般都是中小规模为主,他们缺乏法律风险防范的意识,故在众多买卖合同中忽视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送货、验货等约定及相关手续。很多买卖合同纠纷以及质量纠纷案件来到法庭,很多原告根本无法举证合同的相对方是谁、货物交付给谁、对方是否签收、货物是否及时检验质量、提出质量异议的手续等。以上众多情形是承揽合同、买卖合同等纠纷中最常见的问题,这也增加了法庭调解的难度。

       其次,离婚纠纷中经济赔偿成主流。近几年来的离婚案件中,婚姻感情是否确实破裂已经不再成为被告抗辩的不离婚的真正理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婚姻观念其实已经消失殆尽。多数离婚纠纷中的原、被告在调解的过程中都私下表示双方确无感情可言,离婚对他们而言只是手续的问题,并非“你死我活”的大事件。但,很多被告已经把实际的经济赔偿作为衡量是否同意离婚的唯一指标。目前社会形式下,很多农村土地的拆迁补偿款的分割、夫妻共同债务的分担、一方当事人的巨大债务等等如何定性。但实际中,存在着很多原告经济并不宽裕,无法拿出相应的款项;拆迁补偿款涉及到一家的利益,而并非婚姻关系的两个当事人;婚姻法解释第24条对夫妻共同债务强制性推定,导致很多弱势方见到巨大的债务无法承受等。此种矛盾的凸显,调解过程中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中企业主外逃,被告下落不明。企业主外逃,在法庭辖区内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而导致企业破产,企业主怕承担责任而外逃;二是很多企业主因自己个人经营不善或个人沉迷赌博而大借外债,在无法还清的情况下外逃。在某种程度上,外逃是一种现在辖区内很“流行的”现象。而实际上,外逃的当事人并不是真正的外逃,只是法庭以法律程序无法找到而已,这已经成为外逃的“潜在规则”。企业主或者个人负债外逃以后,企业员工或者雇员其结欠的工资无法处理,导致众多讨薪工人来到法庭甚至政府。但又因企业主外逃,被告成为下落不明的人,无法送达,无法调解,这也给法庭的化解纠纷带了巨大的困难。

       第四,侵权纠纷及部分借款纠纷中的矛盾易激化。法庭在处理的众多侵权纠纷中,发现这类型的纠纷矛盾逐年激化,调解难度逐渐增大。一般来到法庭的当事人情绪都比较激动,无论原告或者被告都是满肚子的委屈或者理由。很多纠纷的源头并非一件事情引起,很多矛盾已经积攒多年,更有牵涉到父辈的矛盾,“积少成多”的一次性爆发。很多纠纷中,原告的要求都高于实际,而被告则过分压低原告诉求,有的甚至否认整个事实。更有甚者根本对原告或者法庭不理不睬,任凭法庭处置的态度。很多当事人在调解或者开庭的时候聚集众多亲朋好友,双方矛盾一触即发,极容易激化。法庭还经常受理一方当事人起诉夫妻两人或者一人借款纠纷。具体来说,即为夫妻中一方对外大量借款或欠债,这一方多数情况下外逃,债权人基于婚姻法解释第24条起诉夫妻二人,要求承当连带清偿责任。一般来说,这种案件的被告当事人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表示其根本不知道另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事实,也不清楚对方在外的基本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夫妻感情已经不好,双方长期分居,或者一方忽然消失,难觅踪影。当法庭要求其来应诉解决纠纷时,这种矛盾可想而知,化解此种纠纷极为棘手。

       第五,借贷纠纷中疑似有高利贷可能。法庭处理的很多借贷纠纷中,多数被告在应诉之时都表示此笔借款为高利贷,此前或者已经部分归还借款,或已经支付高额利息。但被告在提出此种异议之后,无任何证据。既拿不出归还借款的收条,也拿不出高额利息归还的凭证,更拿不出签订合同时的高利贷证据。而法庭在详实调查之后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之言。作为原告,其证据相当完备,并符合法律的规定。故此,在借贷纠纷的化解中,需要法庭做大量的工作来协调原、被告之间的矛盾。

       最后,分家析产、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增多。法庭审理的数起分家析产、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从法律的角度来审查,案件立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但,考虑到目前农村大拆迁的背景下,不排除众多当事人从拆迁利益角度考虑,以分家分户来换取拆迁上的超额补偿。

       (三)基层矛盾纠纷的发展趋势

       首先,矛盾形式的多样性。从法庭受理的案件来看,纠纷已由传统的婚姻家庭、继承、赡养、邻里关系、借贷、买卖等纠纷扩展到征地拆迁、土地承包、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以丰富多样的经济利益诉求为特征的新型矛盾纠纷。近两年来,法庭受理了一起车主起诉汽修维修厂的赔偿损失的纠纷,也受理了几起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其实,形式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丰富的经济利益诉求。

       其次,矛盾主体的群体性。目前很多矛盾纠纷,由于纠纷主体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如在拆迁安置、物业纠纷、追索劳动报酬、医患关系、人身损害、侵权等方面引发的基层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易造成群体性事件,有的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串联上访,或者鼓动、支持、参与集访,给社会稳定带来了较大的影响。2010年法庭受理了一起几十个当事人追索劳动报酬的纠纷,在矛盾化解前,当事人聚集并准备上访,但最终在法庭的不懈努力下,纠纷得以化解,平息了这起群体性矛盾。在法庭受理的很多侵权或者相邻关系纠纷中,当事人往往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在,处理纠纷过程中极容易引起矛盾激化而发生群体性事件。

       第三,矛盾内容的复杂性。法庭处理的纠纷矛盾中,既有历史遗留下来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既有群众要求合理但按政策一时间难以解决的情况,也有期望过高、要求过于苛刻、使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过去的纠纷多发生在个人之间,现在则扩展到个人或群体与企业、基层组织、政府部门之间,有些群众一旦发生纠纷就找政府解决,有时将矛头指向政府部门,导致个人与组织、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不断升级。如法庭最近受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实质上是三原告之间的分家析产纠纷,从表面上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包含了不同的矛盾和当事人的多种诉求。近年来涉及到外来人口的离婚纠纷越来越多,外来人口离婚纠纷在内容和处理上因其不同的特点也日趋复杂化。

       最后,矛盾方式的对抗性。过去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情绪较为温和,现在的矛盾纠纷多由利益冲突引发,情绪容易失控,行为较为激烈。相当一部分矛盾纠纷当事人抱着“事情闹大就能解决”的错误想法,为引起政府关注而采取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等形式,以求问题的解决,矛盾的对抗性加剧,造成问题的扩大化。法庭在解决很多纠纷矛盾的时候,很多当事人动则扬言上访,以追索劳动报酬权纠纷为典型。在很多离婚案件中,很多当事人动则要自杀或者杀他人。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需要提出一种适时的解决之道。而作为人民法庭,作为基层矛盾纠纷解决的前沿阵地,更需要提出一种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故此,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必然。

 

       二、为适应形势的必然——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邓小平

 

       引用伟人的话,目的是说明正确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方法。世界的变化无时无刻,而与此相比人类凭以骄傲的所谓的认识、智慧、理论、说法等意识范畴的东西却时刻而且永远扮演着无法望变化之项背的角色。说到底,也即是意味着,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否适应了新时期的形式,是否有其合理性,是否有存在的意义。

       (一)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适应了新时期的形式

       首先,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理论逻辑顺延的必然。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重要举措,是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和水平的必然选择。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从逻辑上来说,当前社会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都应当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法庭是人民法院的最基层单位,隶属于社会中的一份子,故而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必要的且必须的。

       其次,从目前人民法庭应对的社会形势来看,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有其自身独特价值。吴江法院震泽法庭管辖区域有着繁荣的经济,众多的外来人口。其中私营经济发展强大,企业大小规模不均匀是辖区内经济发展的典型特点。这决定了法庭应对的形势也与法院有着不同。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种特征,一是因个人、企业受到的约束性变小,自由活动程度变大,使得社会矛盾频发,法庭面对的纠纷日益增长,故而人民法庭要积极参与社会创新管理才可以使得纠纷从源头上变少,减轻人民法庭的压力,使得人民法庭的业务趋于常态。二是社会治安从“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综合治理的理念使得法庭从单一的审判模式转向预防、审判、引导、教育等多功能的模式,而此种模式必然要求人民法庭要积极参与社会创新管理,才能扩展法庭的功能。三是化解社会矛盾从“单一机制”向“多元机制”发展。与社会转型相应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益诉求和矛盾争议的多元化,为此,化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也呈现多元化。人民法庭在“多元机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从而推进“多元机制”的成熟。

       (二)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合理性及相互关系

       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其实质上是要求能动司法,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能动司法的理论依据研究。司法权在世界各国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西方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上的司法权被限制为通过审判解决纠纷的权力。司法权绝不可以超越审判而涉足社会管理或行政和立法领域。西方司法能动主义者为促进社会福祉,惟能在裁判方法上、在宪法解释上进行突破。其实这也是司法能动遇到的最大的阻碍,如何寻求理论支撑是个难点。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从来不讳言法院的工具作用,不但法院,整个国家都是工具,党也是工具。司法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执政权,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人民法院的政治、法律和社会责任”。因此,我国的能动司法是要解决法院如何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问题,而不仅是司法裁判理念问题。在把握住了我国能动司法的特殊性的基础上,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实际上就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权怎么发挥的问题。何兵教授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与人民法院的功能定位密切相关,人们曾经将司法简单地定位于裁判纠纷,如果将法院的功能转型为预防和解决纠纷,那么法院积极主动地研究社会纠纷的政策和法律根据,都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体现。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应勇院长认为,能动司法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服务”,能动讲的不是无限制的扩张司法权,而是讲司法权在行使中怎么更好地发挥它的服务作用,体现在司法建议预警、司法规划引导、司法宣传互动等方面。因此我国能动司法的核心在于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故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其实质上是人民法庭如何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并不仅仅是如何更大的扩展审判权,而是积极主动的在司法调研、司法建议、司法宣传等方面进行实践。

       对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内涵和路径目前有多种观点,但是不管采用哪种观点来界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社会管理主体中所称的“政府”,不仅限于传统的狭义政府即行政机关,而应该指广义政府,即所有由国家财政拨付运行经费,承担一定政府职能或为政府的社会管理提供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作为专司审判的司法机构,人民法院自然应该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人民法庭是法院的派出机构,隶属于法院,因此必然是司法机构。人民法庭依法审判是法院的本职工作和必然要求,也是司法职能的体现。人民法庭依法审判与社会管理创新两者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人民法庭依法审判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坚实保证。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的普遍性存在,正是由于它同社会秩序的内在联系。而司法的可预见性可以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普遍的行为可预见性。一项司法行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对法律的保障来保证了社会秩序,这也许是其他行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法院的司法功能而言。人民法庭依法审判正是司法行为的体现。唯有依法审判,才可以保障社会秩序,这样社会管理创新才有坚实的保证,否则,没有法制化的社会管理创新便是空谈。

       社会管理创新是人民法庭依法审判的动力。法律的实现和法制的统一要求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构体系,高度组织化的司法体系有利于法律的实现和法制的统一,从而能够发挥较突出的社会整合功能。人民法庭是这个组织体系中最基层的单位,故而当然是组织体系的整合创新的受益者。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质是要求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法院是随着政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其功能由维护统治秩序,逐渐演变为向社会提供合格的司法产品,即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维护法治秩序。而此种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管理创新。因此,唯有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一方面打造出高度组织化的司法体系,一方面扩展司法功能,这样才可以推进人民法庭依法审判。

       社会管理创新要取得实效,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依法审判职能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人民法庭依法审判必须以与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相契合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

       (三)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意义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创新,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和谐社会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人民法庭处于最基层,拥有时间和空间的优势,故此可以更加快捷、有效的实现拓展能力的行为如建立街乡镇和社区(村)的综治信访服务中心(站)、群众诉求接待站、社情民意互动平台、走访居民制度、各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以及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结合起来,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实现“小问题不出社区(村),一般问题不出街乡镇,疑难问题不上交”的目标。努力把各类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其次,人民法庭可以更好的参与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创新之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筑从城市一直延伸到社区(村)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目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念。其目标是着力完善警民结合、打防控一体化、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社区平安的长效机制。人民法庭一般都是在乡镇之上,可以与派出所紧密联系并切实的进行合作,面对众多突发事件可以积极出动出击,协助做好治安综合治理。在法治宣传方面可以更贴近百姓,特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不断推进法制宣传的效果。

       第三,人民法庭是基层基础工作创新的重要战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最根本的在于抓好基层、打好基础。要形成“一站式”、“一条龙”的服务平台,集中办理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困难群体的帮扶和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急事、难事。人民法庭是基础工作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人民法庭的能动司法,调动整合各种力量,努力化解矛盾纠纷,构建整个社区和谐的良好氛围。

       最后,人民法庭的实践经验宝贵丰富,是进行调研和司法建议的好基地,故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可以给其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人民法庭直接面对很多错综复杂的群体性案件、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的婚姻关系纠纷等,这些实践的经验在人民法庭的能动司法之中产生,积极促进人民法庭的能动司法,加大力度进行调研和提供司法建议,将会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开展提供坚实的保证。

 

       三、在实践中的结合——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实际功效[2]

 

       自2010年以来,吴江法院震泽法庭立足法庭实际,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创新社会管理,通过构建“一个平台”、开展“二个结对”、打造“三个基地”的创新举措,大力加强辖区社会管理工作,不仅不断取得涉诉矛盾化解实效,而且形成司法创新示范效应,有力助推辖区内其他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因突出的表现,震泽法庭被苏州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被省高院授予全省“优秀人民法庭”、“全省法院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先进集体”、“审判管理先进工作集体”等荣誉。同时,法庭的工作也得到了辖区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一)构建“一个平台”,创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方式

       自2010年4月起,震泽法庭先后与震泽镇曹村村委会、震泽镇司法所、震泽镇城管队、震泽镇派出所开展和谐共建。2010年4月,震泽法庭与震泽镇曹村村委会签订“和谐新农村”共建协议,通过建立邀请村调解员观摩调解、法制宣传、矛盾排查等方式,推进共建单位的新农村建设,扩大法庭对基层矛盾排查的范围和深度;2010年10月,震泽法庭与震泽派出所签订“庭所共建”协议,建立了矛盾纠纷共同研判等六项工作机制,努力实现“能动司法”与“民生警务”的有机结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诉矛盾纠纷;2011年1月10日,震泽法庭与震泽城管中队签订“庭所共建”协议,建立了执法培训长效机制,将“司法指导”与“和谐城管”统一,通过以岗代训、演练为主的全新培训方式,助推城市管理工作者更快更好地进入角色,零距离感受并参与“大调解”,共同做好群众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2011年2月,震泽法庭与震泽司法所签订了“庭所共建”协议,建立了定期指导、信息通报、矛盾研判等工作机制,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结合,实现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无缝对接,使法庭对基层一线矛盾纠纷排查触角有效延伸,为及早介入矛盾纠纷发生前期,避免矛盾纠纷衍化成为诉讼案件提供了可能,为打造“无讼村居、无讼社区”提供了制度保证。另一方面,震泽法庭自开展社会管理创新活动以来,就充分意识到自身是乡镇社会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成员,自身工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法庭把“和谐共建”的功能逐步拓展,从单一的共建合作机制到以共建为统一大平台创新各项工作,为以下两项创新举措提供平台。

       (二)开展“二个结对”,培养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人才

       在“和谐共建”大平台上,法庭积极开展青年法官与大学生村官结对、法官与警官结对交流活动。自2010年4月开展大学生村官与青年警官结对至今,大学生村官多次来到震泽法庭与青年法官结对学习,通过观摩庭审、学习制作调解文书、调解典型案件等,提高自身能力。青年法官多次前往农村,在村官的带领下,深入群众家庭,与群众沟通交流,掌握社情民意,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自2010年10月开展警官与法官结对以来,青年警官多次来到法庭请教资深法官相关法律问题及调解的方式方法等,青年警官与资深法官一道深入纠纷第一现场,取经学习矛盾纠纷化解经验。青年法官也多次与资深警官面对面进行交流,2011年3月11日,震泽法庭邀请镇派出所资深警官向法庭的青年法官们传授突发事件的处置技巧,提升了青年法官对各项复杂局面的应对能力。这种结对培养青年人才的方式也迅速在辖区内产生了良好的创新示范效应,其他单位部门争相效仿,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打造“三个基地”,提高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调解工作是震泽法庭的传统优势,法庭也因调解工作成绩突出,先后屡获殊荣。法庭利用自身优势,依托“和谐共建”的大平台,打造了三个省内首创的基层派出所社区民警调解技能、基层城管执法员调解技能、基层城管执法员调解技能随岗培训基地。针对各个共建单位的特点,量身打造调解培训内容和方案,提高共建对象的调解能力,借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震泽法庭资深法官、全国法院系统指导人民调解先进个人茅劲虎同志自2010年12月起,先后3次为震泽派出所全体社区民警辅导“如何做好调解工作、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受到民警们的热烈欢迎。副庭长严海明自2011年3月起,亦先后3次带着典型案件去震泽派出所讲解调解经验,以法庭丰富的司法实践参与执法交流。按照培训基地的计划,由震泽派出所每周选派一名社区民警在震泽法庭学习培训2至3天,至少要与指导法官共同参与3起有影响、较为复杂民事案件的调解;目前已完成第一批培训;2011年4月份,震泽法庭邀请镇司法所全体人员观摩庭审,并在庭审后进行了深入的法学理论探讨。2011年5月份,法庭法官与派出所干警、司法所工作人员召开工作例会,建立执法协作和业务交流等机制,共同为促进辖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出谋划策。按照基地培训计划,震泽法庭已经完成了一轮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课程;5月17日,震泽法庭指派茅劲虎法官为震泽镇城管队近50余名执法队员授课,讲解执法调解方式方法,受到全体城管执法队员的一致好评。同时,法庭也已经完成一轮对全体城管队员的培训计划。2011年1月25日,法庭法官和派出所民警依托双方“庭所共建”平台,合力调处了一起当事人对抗激烈、多次上访的健康权纠纷,维护了当地和谐安定。2011年震泽法庭还利用“庭所共建”机制,积极与镇司法所、派出所、街道办联合,共同调解成功一起矛盾极易激化的“公租房”纠纷,切实维护了全国“两会”期间当地社会稳定,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借此方式,震泽法庭深入基层化解矛盾纠纷,做好基层诉讼服务工作,强化乡镇人民调解工作,夯实当地社会综合治理基础,维护所在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法庭创新举措的逐步开展得到了院党组和上级法院领导的关心支持,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也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正面报道,江苏电视台、苏州电视台、工人日报、扬子晚报、江苏法制报、搜狐网、凤凰网等众多媒体都先后对共建活动进行报道。2011年上半年,安徽省界首法院相关领导专程到震泽法庭,了解学习“庭所共建”机制与经验;陕西省闫良司法部门等单位也纷纷来电索取法庭“庭所共建”相关资料和经验材料。震泽法庭不仅仅在社会综合管理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创新管理和矛盾化解能力逐步增强,形成了司法创新的示范效应,并推助推辖区内其他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2011年7月13日,在吴江市全市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大会上,震泽法庭与派出所法官警官结对互动这一创新举措,成为吴江市公安局大会交流的内容。同时,作为震泽派出所创意警务内容之一,得到了苏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跃进同志的批示肯定。通过共建活动,各共建单位与法庭共建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协作意识,改进工作方法,实现优势互补,在各自的条线都受到上级的高度肯定。

 

       四、再回到理论——将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作为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努力的方向

 

       (一)以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来展现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功能与任务

       人民法庭是社会秩序守护的第一线,是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冲突的平衡者,也是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现代国家,人民法庭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用司法决策规制社会生活的实践越来越普遍,人民法庭不仅要履行传统的解决纠纷的职能,而且要维护社会稳定、调控社会秩序、平衡社会利益、指引社会行为。

       第一,积极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通过人民法庭的审判活动对事实加以判断,对法律加以适用,从而化纷止争,这也是法院最基本、最直接的角色定位,是设置司法的基本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二,坚实守护法律规范,调控社会秩序。这是由“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种直接的定位所延伸出的功能。延伸功能更具影响力,并且正是这些延伸功能,昭示和凸显了人民法庭尊荣而超卓的地位。守护法律规范、调控社会秩序表现为人民法庭通过法律的运用解决社会纠纷,达到对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的维护。这也正是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社会秩序一旦受到法律的保护,便穿上了法律的外衣,具有法律的属性,就又可称之为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一般社会秩序不同,其核心是法律规范,法律秩序的最后保障是国家的强制力,违反法律秩序者要受到法律制裁,即国家要通过法院的诉讼活动,依法定程序剥夺其所拥有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从而达到保卫社会秩序的目的。

       第三,加大司法调研建议,指引社会行为。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借助司法调研和司法建议这两种手段来指引社会行为,使得社会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的预知,从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人民法庭应当借助自身的优势,积极进行一线的调研工作,针对实际的矛盾纠纷提出切合实际的司法建议,从而对各级政府、企业、个人都有起到指引作用。

       第四,平衡各方利益,规制社会政策。按照经典的分权理论,创制公共政策主要是立法机关的职权,同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也享有一定的公共政策创制权。司法机关本不应涉足公共政策创制领域,但是,在履行纠纷裁判功能的过程中,法院始终担负着维护裁判统一乃至于维护法制统一的重任,为此就必须赋予法院一定程度的决策参与权,有权通过审理案件的方式参与超出所审案件的宏观事务决策过程。法院行使公共政策创制功能的方式,既可表现为通过宣布某一行为无效的消极否定方式来干预公共政策,也可表现为通过司法解释等积极方式来肯定某项社会政策。

       (二)以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来作为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和重点抓手

       第一,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稳社会管理创新。调解优先原则,坚持“调”字,全力促成“和谐案”。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的原则,将调解贯穿于民商事审判活动的始终,运用多种方法,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民法庭还应当将诉讼调解与社会组织调解相结合,诉前调、诉中调、判后调相结合等系列方法,化解案件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

       第二,司法调研,司法建议,助社会管理创新。司法建议是司法机关对在司法活动中发现的、不属于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向有关机关或单位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司法建议作为化解矛盾纠纷、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司法服务手段,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发现普遍性或需要提请注意的问题,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不能一判了之。对未引起重视的建议,要采取适当方式加以督促,也可以向其主管部门或上级领导机关提出意见,力求将建议事项落到实处,从而起到完善社会管理的作用。司法调研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之外,对遇到新问题、新情况等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以指导案件审理、社会行为等方面。人民法庭应当加大调研力度,把调研文章写实写牢,应当有预见性,才可以积极的防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指引社会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第三,诉调对接,拓展调解,扩社会管理创新。人民法庭在审理案件中尤其要重视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那些家庭琐事发生的争议,由民调组织解决更为有效,一律诉诸法庭,往往不利于家庭和睦。那些法律性很强、对社会有导向作用的案件和通过非诉手段不能解决的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社会意义能够达到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作用。故此人民法庭应当建立健全以法庭为中心,覆盖全辖区的便民诉讼网络,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横的局面。在开展便民诉讼的过程中,要以工作室、办案点为便民诉讼活动的组织依托,实现了法庭与工作室、办案点的紧密结合,在便利人民群众诉讼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

       第四,判后答疑,示明息诉,强社会管理创新。做好法律释明、判后释疑、释法析理工作。有的案件虽然裁判结果正确或基本正确,但由于裁判文书制作过于简单,说理性不强,或者对法律关系表述不清,对法律义务承担的转换缺少说明,或者没有做好判后释明工作,导致当事人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裁判结果。针对这个问题,法庭对每份判决书层层把关,尽量做到说理明白,表述清晰。并严格要求法官对每一位领取判决书的当事人做好判后释疑、释法析理工作,避免上访的发生,做好涉访案件排查,实行信访案件隐患排查制度。对涉诉信访案件实行排查制度,每月对涉诉信访苗头的案件进行排查分析,查究问题,息诉止争。

       (三)多样化基层矛盾纠纷的解决方法——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的路径

       人民法庭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参与的方式、途径应当如何把握,关键在于能否选准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定位和切入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符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机制,这就要把对司法规律的理性思索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把中央的统一要求与各个地方的差异性结合起来,形成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形式和独有特色。

       第一,促进健全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法庭应密切关注辖区社会经济形势变化,针对案件审理和执行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的矛盾纠纷,进行调研分析,加强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工作大局建言献策,及时提示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促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以强化司法建议为载体,对审判中发现的不规范行政行为和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向有关部门提出整改建议,及时警示督促改进社会管理工作,避免或减少因社会管理不当引发的矛盾纠纷。

       第二,建立“村、司法所、人民法庭、人民法院”四位一体的人民调解新模式。在人口密集的村庄设立“驻村办案点”,在每个乡镇设立“法庭工作室”,联合司法所,在基层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加强人民法庭与基层工作室的指导与联动,对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由人民法庭派员介入指导调解,力求诉前止争,以立体化调解构建社会大和谐。

       第三,建立人民调解员定期培训制度。采取“请进来”的做法经常邀请他们旁听庭审,随时接受他们的咨询,促使人民调解员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同时,针对部分人民调解员学历不高、法律专业知识缺乏的情况,采取“走出去”的做法,在人民调解组织处理一些法律专业性较强的纠纷时,派出法官进行旁听,以加强法律指导,及时纠正调解中可能出现的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

       第四,建立法官定期巡回指导制度。在基层法庭选派优秀法官担任辖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员,定期巡回指导、进行法制宣传、讲授法律法规、传授调解技巧、提供法律咨询。

       第五,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沟通协作。由基层法庭的庭长定期列席参加当地党委政府牵头组织召开的镇、街道治保、调解例会,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出谋划策,提供参考,对辖区群体性、突发性纠纷做到早发现、早了解、早处理。

       第六,做强基层法庭为民窗口。以优化法庭诉讼服务窗口为亮点,强化诉讼指导,实施速裁审判,充分发挥好基层法庭短平快处理矛盾纠纷的优势。以开展陪审员进驻法庭坐班为亮点,发挥陪审员职业优势,安排固定的陪审员直接参与立案接待、诉前调解,力争矛盾不上交,化解在诉前。以深化巡回法庭、便民法庭为亮点,大力培养社会认同、群众满意的社区法官、农村法官,打造陈燕萍式的平民法官,提高法官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依法及时妥善解决民间矛盾纠纷。



[1] 以上原因分析是基于吴江法院震泽法庭实际处理的矛盾纠纷分析得出。分析原因以及下面对特点和趋势的判断,为的是要说明,目前形式下的基层矛盾纠纷,仅仅依靠法官依法裁判的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有理论上的突破和行为上的改变才可以更好的应对——即是人民法庭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2] 此为吴江法院震泽法庭深入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再次总结阐述的意义:一是为了更好地总结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二是为更好地展现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作用;三是作为以后研究的材料之用。

来源:吴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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