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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审判活动中的适用
作者:徐倩  发布时间:2012-10-31 15:03:07 打印 字号: | |

[摘要]在现代私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可谓是“双刃剑”。一方面,对于立法当时所未为立法者预见的案件,当规则缺失、规定的模糊性以及法律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法官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补充法律漏洞,做出恰当的裁决,使法律和裁判更加适应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如果对个案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裁判不加限制,则可能导致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以致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司法体系的安定。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  司法裁量权  民事审判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审判案件中的适用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6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自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以来至2001年,我国形成了以下的诚实信用原则理论:诚实信用原则被定义为立法者对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要求,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发展。三方利益平衡的实现,取决于当事人以诚实的心理和行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在个案中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对待他人事务,不得损人利己。在当事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定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它们。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指导作用;其次,它是对法官司法裁量权的授予,以看似“模糊”的原则来解决现实中无法预料的情形。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意味着承认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

       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授予法院以司法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 乃属一白纸规定。1〕诚实信用原则之特征在于其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它是概括的、抽象的、无色透明的。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大,远远超过其他一般条款。诚实信用原则是未形成的法规,是白纸规定。换言之,是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 授予法官以司法裁量权, 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法律条文总是滞后的,赶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可能用法律来包含所有难以预料的情形,所以它不得不授予法官司法裁量权。因此立法者可以根据实际状况来不断地完善法律。“当法律出现模糊不清和令人怀疑的情形时,法官就某一种解决方法的是与非,所持有的伦理信念,对他解释某一法规或将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则适用于某种新的情形来讲,往往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2〕诚信原则不仅是法官享有司法裁量权的依据,也是法官行使司法裁量权的准则。根据现代法制要求,法官在存在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必须依法律规定,只有对那些对其应当如何处理在现行法律中不存在具体规定的案件但从情理上看属法院主管的范围才能通过司法裁量权进行裁判。且法官在行使司法裁量权以裁判案件的过程中必须按照这些法律原则,一般规定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不加以限制,则可能导致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以致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法律体系的安定。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审判活动中适用的界限

 

       从理论上来说,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有法律漏洞补充的功能,而且有修正现行法律规定的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司法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运行实际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从1985年第1期到2011年第12期刊登的民事案例与裁判文书中,法院运用了诚信原则的案件有67件。1990年1件,1994年2件,1996、1997、1998、2000年各1件,2001年5件, 2002年2件,2003年5件,2004、2005年各8件,2006年5件,2007年3件,2008年4件,2009、2010年各2件,2011年只有1件。其中江苏省、上海市最多各为13件,最高院6件,北京、山东、福建4件,黑龙江、四川各3件,广东、湖北、湖南、山西、天津各2件,广西、贵州、海南、河南、陕西各1件。3〕以上数据表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已经得到我国实务界的肯定,该原则在民事审判过程中日益发挥了应有的功用。但是若一味强调法官的司法裁量权,将导致绝对的司法裁量权的产生,其弊端显而易见:它将会削弱法律权威,导致司法专横,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因此,必须对司法裁量权加以规制。那么如何规制该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如何通过该原则的适用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结合而不是降低法律原则的尊严和地位,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界限问题。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规则应包括如下情形:

       1.法律规则或概念规定模糊

       在法律规定中,常常会出现规则模糊的情形,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构造法律的文字本身存在模糊性,存在一词多意等情形;其二,法律规则中往往包含一些不确定的概念,如恶意、重大事由、合理期间等,其可能的文义不足以约束其外延,在适用到具体案件时,须由法官评价予以补充,加以具体化。其三,法律规定中的一般条款,这些一般规定,甚至连可能的文义都没有,只是为法官指出一个方向,在这个方面上可以走多远,须由法官自己做出判断。在此情形下,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主要是指直接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决定其用语的意义内容的手段。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刊登的“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当时我国民法并未对悬赏广告作出规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仅有《民法通则》第57条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原则性规定。法院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认定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即为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某人完成悬赏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则是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遂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受此法律关系约束,因而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李珉悬赏广告约定酬金的请求。

       2.法律规则的缺失

       法律规则的缺失主要是指法律对其调整范围内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或者立法者有意保持沉默,对应规定的规则不予规定,或者依规则的意义和目的,其不宜适用于某具体案例而导致的计划上的不圆满。一般情形下,法律规则的缺失,一般不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法律原则,因为此时,法官最先考虑的是类推适用的方法,以类推的方式将个案归纳到一条与之最为接近的规则之下。但在类推方法不能公正解决法律纠纷或找不到适当的类推规则时,也会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解释,以补充法律漏洞。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5期刊登的“杨艳辉诉南方航空公司、民惠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中,对于承运人发售的客票应如何记载,《合同法》的“运输合同”一章中并未作出规定。法院通过《合同法》第60条第2款合同附随义务的规定,弥补法律的漏洞,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3.法律规则的冲突

       司法实践中规则冲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显性的法律冲突,即针对某一纠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则可以适用,且适用的时候结果不一致;另一种是隐形的规则冲突,对于某一纠纷,法官适用一规则,但同时与该事实相类似的另一事实,却因适用另一规则而导致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规则出现冲突时,适用的基本准则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但利用这一准则依然不能得出结论是,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法律基本原则,发挥重要作用。法官可依据基本原则,探究法律规则背后的法律价值,以正确适用法律。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0期刊登的“湖南王跃文诉湖北王跃文等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案”就是依诚实信用原则对其中隐性的法律规则冲突进行了规制。该案原告是一名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家一级作家,被告通过改名后出版长篇小说《国风》并大肆宣传。本案中实际构成了《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与《不正当竞争法》的隐性的规则冲突。即被告的姓名权、著作权与原告的反不正当竞争权发生冲突,需要法官进行价值取舍。法院通过适用《民法通则》第4条诚实信用原则,认定湖北王跃文借湖南王跃文的知名度在市场上误导消费者,从而达到宣传自己作品的目的,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

       法解释学上所谓“向一般条款的逃避”,指关于某一案型,法律本有具体规定,而适用该具体规定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均能获得同一结论时,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此种现象应予禁止。换言之,在适用法律具体规定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均可获得同一结果时,应适用该具体规定,而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其理由如下:

       其一,诚实信用原则为民法最高指导原则,在某种意义上,现行法之规定可谓为诚实信用原则之具体化。换言之,即立法者秉持诚实信用之原则,斟酌各种典型事态做利益衡量及价值判断,厘定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形成个别制度。基于此项法律制度在方法论上之认识,法院于处理民事案件时,应严谨遵守如下原则:先以低层次之个别制度作为出发点,须穷尽其解释及类推适用上之能事仍不足解决时,始宜诉诸“ 帝王条款”之诚实信用原则。

       其二, 如果在这种情形,允许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而不适用法律具体规定,必将导致法律权威降低。

       其三,在适用法律具体规定的情形,法官之价值判断过程清楚,依立法者意思探究,判定其结论当否容易。而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其价值判断过程暧昧不明,其结论当否不易判断。4〕

 

       三、案例评析——张志强诉徐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侵犯消费者权益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0期“张志强诉徐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侵犯消费者权益纠纷案”,原告张志强因与被告徐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纠纷,向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张志强诉称:本人从苏宁公司购买冰箱一台,后因该冰箱存在质量问题进行调换,被告苏宁公司用旧冰箱冒充新机器予以调换,存在欺诈行为,故要求被告赔偿其相应损失。被告苏宁公司辩称:被告给原告张志强调换的冰箱是新机,亦无质量问题,不存在欺诈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张志强的诉讼请求。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苏宁公司提供的第二台冰箱是否为新机,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亦有权知悉其所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本案被告苏宁公司是长期专门从事家用电器经营的商家,在避免纠纷、解决纠纷方面,较普通消费者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应当具备足够的能力来证实交付原告的第二台冰箱为新机。因此,证明第二台冰箱为新机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现被告无证据证实第二台冰箱为新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被告未能证明其提供的第二台冰箱是新机,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欺诈,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苏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否定了一审判决中的双倍返还,在是否存在欺诈这一争点上改判被告苏宁公司胜诉。而之后张志强又不服二审判决,提起再审。最后再审法院撤销了二审判决关于这一争点的判定,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本案的审理,可谓是一波三折,最终再审维持了一审判决。虽然本案学者们议论的焦点在于法官们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不同,但从一审的判决中,笔者却关注到一种现象,那就是当前我国审判人员中存在着一些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有权知悉所购买商品的真实情况,被告作为长期从事家电经营的商家,有足够的能力证明交给原告的第二只冰箱是新冰箱,因而应当由被告对冰箱是新机负举证责任,而被告却无法证明所交付的是新冰箱,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欺诈,因而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该裁判理由,笔者无法认同。本案中,原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请求法院判决给予惩罚性赔偿。那么法院判决惩罚性赔偿的前提便应当是被告存在欺诈性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在法律已经做出清晰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判定商家构成欺诈,这一行为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这显然是一种超越权限、未能严格依法审判的行为。

     综上所述,在现代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立法当时所未为立法者预见的案件,对于规则规定的模糊性,以及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时,可以用诚实信用原则补充法律漏洞,做出恰当的裁决,使法律和裁判适应于社会发展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如果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不加限制,则可能导致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以致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司法体系的安定。因此,又有必要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进行限制,且在个案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判决依据时,应当慎之又慎。



1〕 参见梁慧星:《诚实信用与漏洞补充》,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3〕 1985-2007年11月的数据转引自骆意:《论诚实信用在我国民事司法裁判中的适用》,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1期。 2007年12月以后的数据为笔者根据北大法意数据库统计所得。至于数据之间总值的不同,是由于骆意为了统计的方便,其中“裁判的时间”均按照案件的裁判程序结束的时间计算。

4〕 同注〔1〕。

来源:吴江法院
责任编辑: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