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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如何影响社会管理——以疑难案件的裁判为视角
作者:金玉平  发布时间:2012-10-31 15:21:41 打印 字号: | |

[摘要]个案裁判是司法影响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在疑难案件中,法院可能会直接面对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管理问题,并创设该领域内的行为规范。面对疑难案件,法官应当遵循那些能够为法律制度带来整体上最佳结果的解释规则,在追求最佳的裁判没把握的情况下,应以保证法律的整体性为次优选择。

[关键词]司法  社会管理  疑难案件  规则后果主义

 

       其实,司法如何影响社会管理本不是个问题,创新社会管理的提出,让它成了一个问题。司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它的任务是让法律适用于个案纠纷,通过裁判,宣示并解释法律,为社会确定统一规则,让法律成为政府和民众的行为准则,由此使法治成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模式。如此而言,在建设法治这一社会管理模式中,司法应服从于法治的整体安排,扮演其需要扮演的角色,遵守其需要遵守的逻辑,专注其需要专注的领域,按部就班,心无旁骛,认真履行审判职能,严格依法裁判,就是对社会管理的最大影响,也是最大贡献。即使像今天经常被提及的“司法建议”、“矛盾纠纷化解网络”等等,它们只是审判功能的延伸,其作用的发挥也是以审判为基础的。1〕

       所以从整体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司法如何影响社会管理不应是个问题。它只要适用好立法机关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处理好每一个纠纷,做好每一份裁判即可,直接干涉社会管理至少不应是它的首要追求。关乎社会管理的宏观政策,应经由民主政治程序产生。即在一个常态社会,社会分歧应主要通过立法解决,并不怎么需要司法机关作出最终的决定。也正是从这角度出发,我们讲司法应保持“最低限度的能动主义”。过于能动的司法,“与其说是司法的胜利,不如说是民主的失灵”。2〕

       但基于种种原因,或者是因为法律的模糊、法律的冲突、法律的漏洞,或者是因为国家通过司法权对社会进行干预的政治设计,司法会被推向前台,直接面对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管理难题,笔者将其称之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本文首先通过一则案例说明,当出现“疑难案件”时,法院可能会直接面对的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管理问题;然后论述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法院所应坚持的裁判思路和方法;最后分析这类案件对法院的意义和风险。

 

       一、一则案例

 

       案情:2006年7月7日,被告梁某在网上发帖,召集网友到户外探险,帖中说明了费用AA制及集合的时间、地点。受被告人陈某邀请,受害人骆某与陈某一同前往参加活动。12名成员每人交付给梁某60元的活动费用。7月8日上午,该团队到达约定地点。当晚,因活动区域的周围地势险峻,该团队就在赵江河谷裸露的较为平坦的石块上安扎帐篷露营休息,骆某与陈某同住一个帐篷。当夜,该团队露营地区连下了几场大雨。次日晨,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骆某被冲走并死亡。骆某的父母认为梁某及同行的其他成员对骆某之死负有责任,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5万余元。

       2006年11月,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梁某、受害人骆某与其余11名被告按照2.5:6:1.5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梁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骆某的死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但上诉人作为参加户外集体探险的当事人仍应分担民事责任,给予被上诉人以经济上的适当补偿。

       该案是我国首例遇难自助旅游者家人状告同行者的案例,被称为“驴友第一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因为我国尚未建立起户外探险活动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该案确立何种责任认定机制,对日益兴起的户外探险活动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也为我们分析观察,在此类疑难案件中,司法如何影响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审判决的理由在于:(1)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户外探险活动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如发生人身损害事故,没有一个责任认定机制。而事后责任追究的缺失,就会造成户外探险活动事前的轻率性、盲目化。(2)户外探险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表面上看,所有参与人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属自发参与活动,虽然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合同关系来规范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而且经常采取书面或者口头方式来规范相互之间不须对活动中因个人因素和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事故和伤害承担责任,即所谓的“免责条款”,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不受法律保护。(3)应根据各参与人在有关户外活动中的主观过错大小、事发当时的客观条件及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确定本案的民事责任。其中组织者要尽较高的注意义务,要承担较多的责任。

       二审改判的理由在于:(1)各参与人系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户外集体探险具有一定风险应当明知。(2)各参与者之间基于对风险的认识而产生结伴互助的依赖和信赖,具有临时互助团体的共同利益。(3)各参与者之间并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诉人梁某在网上发帖提出进行户外探险活动的想法,帖子的内容只有出行时间、集合地点、目的地、费用估算及分担方式,并没有以组织者的身份制定具体活动方案,要求参与者服从其管理。从活动情况看,参与者之间也是松散的关系,没有具体的组织分工,也没有公推梁某为组织者,故梁某只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并非组织管理者。活动费用在发帖时也已明确是“AA”制,即自助式,事实上不存在梁某通过此次活动营利的行为。(4)骆某死亡,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意外身亡,上诉人已尽必要的救助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 3〕

 

       二、思路和方法

 

       广西“驴友”案一审判决的第一条理由很有意思,“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户外探险活动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如发生人身损害事故,没有一个责任认定机制。而事后责任追究的缺失,就会造成户外探险活动事前的轻率性、盲目化。”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法律上的理由,而只是一种后果导向的思考。” 4〕而且从一审法官其后接受采访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种后果导向的思考又仅仅是“个案产生最佳结果的思考”。在那次采访中,他谈到,“面对一条年轻生命的消逝,难道就只能漠然地以一句冰冷的‘没有合同关系’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吗?”5〕

       一审法官试图以判决影响户外探险活动的意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个案后果的权衡色彩压过了整体后果的权衡。其后的第二、三条判决理由,可以看作对其后果权衡的法律包装,虽然它的包装受到诸多法学学者的批评。6〕

       相对而言,二审的判决理由则更显“理性”,法律的形式感也更足,法律推理也更严密。虽然,并不能由此认为二审法官就不存在后果的权衡,只是它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笔者的重点不在于比较两个判决的优劣,而在于揭示疑难案件裁判的思路和方法。从上述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疑难案件的处理无非涉及两个要素:法律规则和法外因素。处理好疑难案件,也就是要“构建一个法律规则与法外因素相互联结的论证结构”,7〕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社会效果涉及裁判是否符合社会道德、社会共识、社会效果、公众意见、公共政策,法律效果涉及裁判是否符合法律规则体系的逻辑要求。

       总体上讲,面对疑难案件,理论界已有的裁判思路可归为两类:形式主义和结果主义。经典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指,试图从法律概念中直接推演出法律规则,排除对道德和政策的考虑。这种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显然难以应对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疑难复杂案件,它表现出的本质主义倾向,也使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相对而言,结果主义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发展成不同的理论派别。它既包括德沃金的解释法学,也包括波斯纳的实用主义。

       沃缪勒在《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一书中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规则结果主义”。笔者认为,针对法治建设依然薄弱的中国,针对不断提倡“能动司法”的当下司法界,这一理论对我们更为受用。规则结果主义指,“法官应当根据那些只要遵循它们就能在总体上产生最佳结果的规则来解释法律文本。”这一理论尊重统一规则的价值,其所追求的“结果”是一种受规则约束的“结果”,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结果”。所以他反对所谓的“行为结果主义”,即“主张法官直接去选择那种能够对法律审理的个案产生最佳结果的解释。”他认为,“最好的裁决策略应当是非直接的:法官不是去直接评估个案中结果的好坏,而应当遵循那些能够为法律制度带来整体上最佳结果的解释规则。”8〕

       基于这种理论,“驴友案”一审判决便显得不妥,一审判决流露出过多个案权衡的色彩,虽然它致力于为整个户外探险活动提供在一个责任认定机制,但它过于薄弱的法律论证,使得这种脱离法律规则约束的裁判很危险。也正基于此,笔者主张这样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裁判思路,即“选择最简单、甚至最机械的解释规则”。之所以如此,也是由信息掌握的有限性和裁判者理性的有限性决定的。

 

      三、意义和风险

 

       疑难案件裁判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甚至有“准立法”的意味,其所确立的规则可能成为特定领域社会管理的指导准则。正因如此,疑难案件的裁判更应慎重。

       相对于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日常案件,疑难案件的裁判除了需要追求法律效果,还要追求社会效果。这种社会效果的选择,不仅需要清楚地认识和评价特定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还需要掌握一整套可操作的客观化的技术,这套技术来自多个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等。霍姆斯说,“多数人都是在戏剧化地思考,而非量化地思考”,9〕“只用运用这些方法的法官才能够理性的判决,无论在更强的意义上他们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在理性地判决。”10〕这就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背景,在决断过程中综合权衡,以提高裁判的科学性。

       但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专家社会”。社会大分工造就出差别迥异的行业,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使我们的理性愈发受到局限。在很多问题上,司法机关欠缺足够的制度能力,相反法院的判决还可能创设出难以预计的程序困境,完全理性的裁判总是不可及的。11〕

       法官的优势在于对法律知识的熟稔,严格适用法律是他的基本职业道德。“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适用法律,而绝不能超出法律之外,凭借自己的良心断案。……在司法解释问题,只允许进行法律条款本身的解释,不允许超出法律条文之外或对法律规范作价值意义上的解释,更不允许进行法律扩张解释。法官的责任就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的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2〕这段话虽然不是现实的完全真实反映,但却代表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追求,和一种与整体性制度设计相匹配的理念。

       所以笔者认为,在信息十分不确定、社会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状态下,在追求最佳的裁判没把握的情况下,还是应以相对确定的法律为裁判准则,以至少保证规则的整体性为次优选择,毕竟保守性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司法特性之一。



1〕 为了集中论述,本文仅从个案裁判的角度考虑司法影响社会管理的方式,当然,除了审判,司法机关还通过其他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即使局限于审判领域,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另一种司法影响社会管理的表现形式。

2〕 毕洪海:“立宪民主的守护者”,载【以】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译者前言第32页。

3〕 参见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06)青民一初字第1428号,转引自陈坤:“疑难案件、司法判决与实质权衡”,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孙晓梅:“南宁中院对备受关注的‘驴友案’二审宣判”,载http://g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6854,2012年8月27日访问。

4〕 陈坤:“疑难案件、司法判决与实质权衡”,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

5〕 陈华婕、田波:“驴友案:主审法官吃螃蟹”,载《法律与生活》2007年第1期。

6〕 参见许德凤:“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决”,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

7〕 同注〔4〕。

8〕 参见【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9〕 转引自【美】布雷耶:《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宋华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10〕 同注〔8〕,第4页。

11〕 参见宋华琳:“制度能力与司法节制——论对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

12〕 公丕祥:“民主精神与现代司法”,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4期。

来源:吴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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