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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
——实现司法效果的优质化
作者:沈虓天  发布时间:2013-07-17 15:47:22 打印 字号: | |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需求多元化,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频发,法院也越来越需要面对“司法问题社会化”所引起的问题,司法能力难以应对社会纠纷可以说是当前司法工作的主要矛盾。“三提升活动”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提高司法能力。司法能力的提高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司法效果的优质化,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一般而言,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适用结果能够达到法律本身的预期目标,强调的是事实的查明和规则的准确适用;社会效果是指法律的适用能够体现法的内在特征,强调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两者的统一不仅要求司法裁判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违反司法规律,而且要求司法裁判能够接受得住社会大众的检验,不能违背社会一般价值。我们认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效果的最佳状态,实务中,司法工作者不能只看重一方面,进一步来说,应当尽可能实现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一致性。这里主要就通过探讨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旨在优化司法效果,这对我们的工作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公正是公平正义、没有偏私的意思,有态度公允、是非分明、惩恶扬善、利益衡平、合乎法度、合乎情理的丰富内涵”。[①]法院的第一工作要务即是司法审判,司法公正贯穿于司法审判整个过程。个案公正是指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正如公丕祥教授所指出的,“司法机关在个案的处理上能够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及时有效处理涉案事宜,严格按照程序规则办事,就实现了个案公正”。[②]可见,个案公正要求实现“两个统一”:其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关于实体与程序的论述,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中,已有很多的探讨。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予以达成的根本保障,我们要在坚持实体公正的前提下,兼顾两者的价值平衡,确保各案能够得到公正处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国的司法传统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从而可能会导致实体上的更加不公,虽然相比较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具体处理纠纷时还存在一些不足。最新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当事人程序公正的实现,比如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保障,对当事人起诉权的保障等。其二是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司法效率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佳的司法效果,强调权利救济的及时性。“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对当事人而言,总是希望自己的纠纷可以花费比较少的精力尽早得到解决,若诉讼拖得太久,势必引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当然,司法失去公正,高效率也就失去了意义,应当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效率,在效率的影响下保证公正。

普遍公正是指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司法裁判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普遍公正是个案公正的升级和扩张。要实现普遍公正,需满足三个层次的要求:其一,符合社会一般价值理念。案件的处理是否公正,不同的人因为立场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评价。尤其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而言,社会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多样化,人们对公正的理解会有差异性,司法裁判的公正不应是少数人或者是少数团体认可的公正,而应是社会一般人普遍接受的公正。其二,体现社会整体正义。现代社会已经是各类主体紧密联系的社会,每一主体或多或少会与其他主体有利益关系。法院在裁判案件时必须正确处理好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尽最大可能平等地保护他们的权益,从而实现整体正义。这也是发挥法的社会调控功能。其三,维护社会秩序。“司法问题社会化”是法院近些年来必须予以重视的趋势,某些案件稍微处理不慎,个体案件就容易转化为群体事件。司法公正应当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内容的司法公正,旨在实现“案件事了,定纷之争”的司法目标。其实,从另一侧面来看,社会效果所蕴含的普遍公正也是为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心理基础,是人们对法的信赖、尊重和服从,是公众内心深处对法的认同与尊崇。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接受有利于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任,进而相信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般而言,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是一致的。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都是针对具体的案件,并不是抽象的。一方面,法院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必须体现法律的本质,才能使裁判结果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法院通过个案的裁判回应社会对司法的期待,才能要求公众遵守法律的规定。但个案公正和普遍公正有时也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法院在实体和程序上严格适用了法律,但结果未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信任甚至产生质疑。毕竟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存在差异性,在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等方面都有不同。对我们司法工作者而言,要实现司法效果的优质化应当尽可能将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也应贯彻于司法审理的整个过程,自己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在法律技术方面,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灵活地适用法律。这种灵活性更主要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而言。通常来说,法院做出司法裁判应当严格地按照法律规定,因为法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但在一些情况下若僵化地适用法律会明显造成不公平的结果,会违背社会正义,法官这时就需要依据法律原则和社会一般价值理念对法律规定进行能动解释以适用该种情形。如《侵权责任法》第76条对“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的理解,第88条对“堆放物”的理解。当然,这种解释应当在法律规定本身的范畴之内,绝不是创造法律。其次,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和陈述权,特别是需要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关于诉讼程序应采取“纠问式”还是“职权式”的讨论由来已久,法官应在不同的情形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如在诉讼材料通过邮寄的方式没有有效送达时,法官不能径直进行缺席审理,而应深入当事人的住所地了解情况,若当事人自己不愿意来处理纠纷,应当告知相应的后果,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参与权的保障;在庭审及调解阶段,法官在引导程序进行的同时应让当事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对纠纷处理的意见,通过陈述权的保证实现对裁判结果的信任;而在当事人诉讼能力明显不对称的情形,法官则应主动向弱势一方就其请求予以释明,及时做出询问和核实,对证据的合法性等方面可以采取宽严适当的审查方式。再次,在司法方式上,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和当事人的利益诉求,灵活运用调解或判决的方式,达到情法并用。调解固然可取,司法实务一向重视调解工作,并将调解理念全方位引入纠纷解决的全过程,体现对“人情”的重视,但在久调不下的情形下,法官也应及时做出判决,需要“事理”的最终维护。



[] 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组:《人民法院审判理念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 公丕祥:《概念与机制:司法公信的价值分析》,载于《法律适用》,2012年第11期。

来源:吴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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