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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视角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作者:洪永洋  发布时间:2014-03-18 10:42:38 打印 字号: | |
  内容提要: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对提升司法公信力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充分保证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给予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提交的相关证据充分质证的权利,以及充分陈述和辩解的机会,使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权运作产生尊重和信服。

  关键词: 司法公信力、被告人诉讼权利、非法证据排除

  一、刑事案件对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司法公信力是对司法的一种价值分析,是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通过其职权活动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公共信用,是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司法主体、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司法结果、司法制度等所具有的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对该结果自觉服从、尊重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机关是否具有值得公众信任的因素及其履行责任的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信任方所信任的程度,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机关对信任方的责任感以及实际上对公众的期待和信任的回应。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具有双重维度概念:既包括社会公众对司法权运作的尊重性、信服力、认同感,也表征司法权在社会生活秩序中的权威性、影响力,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内容;既是理性博弈的过程,更是互动调协的结果。在当今世界,司法公信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和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必然要求。

  刑事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发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案发地的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往往对案件的处理作出明确具体的批示意见,这些意见对司法职权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近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不断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也了解案件存在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退回补充侦查或者发挥重审,但最终仍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的判决”而告终。这也是此类案件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故审慎审理刑事案件,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中之重。

  二、刑事司法中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司法公信力来源于公正的判决,公正的判决取决于法官独立的判断能力。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要独立进行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的判断,在公诉人和被告人中间保持中立、超然的地位,所以赋予被告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若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被压制,无法充分表述其观点,有可能影响法官的心理,进而影响法官对被告人的陈述和证人证据事实的认定。充分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才能规范司法行为,从而能够为社会公众带来确定的预期,在政府和社会的法律生活中确立较高的信用,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的信任。 如何在刑事司法中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避免公众对法院的刑事判决产生质疑,笔者认为,充分保障被告人在刑事案件审理中的诉讼权利,用权利制约冲破司法独立底线的因素,还给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提交的相关证据充分质证的权利,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充分陈述和辩解的机会,才能让审判人员更接近事实。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中,立法机关已经充分考虑到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并将保障被告人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充分贯彻到立法之中,通过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给予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对抗的平等权利。

  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从刑法及刑诉法的立法根本来看,刑事司法的功能是为了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但在实践中,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障重视不够。尽管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情况有所改观,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普遍存在着漠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问题,如庭审中审判人员与公诉人一同审被告人,被告人的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不予重视,对待被告人态度恶劣,甚至剥夺或限制被告人依法享有的重要诉讼权利,使公诉人与被告人在法庭中的平等地位严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被告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有的案件由于受过去“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在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不是作出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判决,而是怕放纵罪犯,偏面地认为错不了,凭感觉判案,直接作出有罪判决,或搞折衷,降格处理,被告人的人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以人为本和保障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被确立为刑事司法的价值目标之一。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保障被告人人权方面作了较大调整,肯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从立法上承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在刑事审判领域,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强化保障人权的意识,保证被告人享有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免遭不合法、不公正的刑事处罚,使刑罚真正发挥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刃剑作用。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依然把打击犯罪视为刑事司法的基本目标或惟一目标,其他利益和价值都必须服从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为了打击犯罪,司法机关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甚至不惜践踏人权;有些国家则把保障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看作是刑事司法保障的基本目标或最高目标,其他利益和价值都必须让位于保障人权的需要,为了保障人权,不惜牺牲司法效率,甚至不惜放纵罪犯。毫无疑问,一味强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必然会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效率。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到轻“打击”重“保障”的路子上去,不能用打击犯罪的基本需要来换取人权保障的“美名”。因为刑事司法毕竟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还具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如何在审判实践中保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必须更新观念,努力实践,在追求审判的文明、重视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乃至法院判决有罪的犯人的合法权利的同时,不能忘记刑事审判的根本任务还是打击犯罪和保护安全。

  2、突出程序正义的独立性

  罗马法学家凯尔斯曾把司法定义为“公正的艺术”。所谓司法的实体公正,即要求司法机关在审判裁决的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所谓司法的程序公正,即要求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前者的要旨在于审判结果的正确性;后者的要旨在于审判过程的正当性。司法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方面,两者统一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两者又有着相互区别的价值标准。虽然坚持程序公正在一般情况下就能够保证实体公正,但是程序公正毕竟不等于实体公正,而且坚持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也不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惟一途径。在有些情况下,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甚至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追求实体公正就可能伤害程序公正,而坚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牺牲实体公正。

  强化程序公正的理念。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职权主义的审理模式,以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使得重实体、轻程序的陈旧观念长时期左右人们的思想,一些本该早就出台的程序法如证据法,迟迟不能面世,远远落后于立法、司法需要。我国目前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还是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程序公正的目标远远还没有实现。如在刑事证据制度上,表现为强调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不论其收集的主体和方法,也不注重赋予辩方相应的平等对抗权,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他们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机会。强化程序正义理念,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提高认识,明确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是: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到诉讼中,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和证据的机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追诉者的地位,国家追诉机关发动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即在于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追诉,使那些在法律上构成犯罪的人受到定罪、判刑,剥夺其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因此,他们面临着被定罪的现实危险,与案件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实现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有利于已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和证据、被告人提出有利于已的主张,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在审判实践中,1、树立依程序办案的审判观念。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程序是司法的基础,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公正的程序为公民通过司法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一个平等机会。因此,法官必须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办案,倘若公正的程序得不到严格的遵循,所谓司法公正也是无法实现的。 2、树立平等、中立的审判观念。法官要与控辩双方保持适当的距离,平等地尊重与保障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法官必须树立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审判观念,并在审判过程中追求这一平等审判观念的实现,以保证尊重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尊重控辩双方享有的诉讼权利,并通过审判程序保证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地、有效地行使。 3、树立公正、公开的审判观念。法官在诉讼中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有利于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判决制作过程中的平等协商者、对话者和受说服者;有利于保障其合法权利;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有利于顺利地执行法官的裁判,并羸得社会公众对刑事裁判的信任和认同;使公正的审判超越刑事诉讼的领域,起到积极的社会示范的效果。

  3、树立证据为本理念

  证据是诉讼的中心,是审判机关作出事实认定的基础,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没有证据固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若仅有一部分证据,或者证据并不充足时,仍然不能对事实进行认定。也就是说,不能仅凭一些证据对全部案件事实作出推测。在这里,应把这种推测与推定区别开来。推定可以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两类。法律推定是指法律明确规定,通过证明前提事实的存在,从而证明要证明之事实中的某些事实。事实推定是指法院依据某一已知事实,根据经验规则和逻辑规则,推论与之相关的另一事实是否存在。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的区别在于在于是否上升为法律上的规定。适用推定首先必须确认基础事实,同时不能有反证推翻之。推定与推测的区别在于:推定的对象是指全部案件事实中的某一事实,而推测的对象则是全部案件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与全部案件事实之问的联系具有很大程序的必然性,是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东西,而推测的前提事实与要认定的事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实践中应注意到:第一,应增强证据观念,确立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法官的思维是一种法律思维,而法律思维方式与其他求真、求善、求美的思维方式不同,它强调认识任何事物都必须有证据,应以证据证明事物的客观存在。以事实为根据是法官审理任何案件都市必须坚持的原则,但这种事实只能是依照查明的证据确认的法律事实,其与客观事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法院审判的特点:一是事后处理。对这些事实,人们不可能把它完全复原,法官不能大胆设想,只能小心求证;二是限时处理。只要法官在审案中坚持公正、公开的审判程序,依照查明的证据作出认定和裁判,即使与客观真实有差别,也应该是公正的。同时也应注意,适用证据为本原则的事实,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刑事诉讼中,不仅犯罪事实,如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凶器、指纹的同一认定等需要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一些程序法事实,如法官是否应该回避,诉讼程序是否违法等也可能会成为诉讼双方的诉争事实,要判断争议的事实是否存在,也必须查清这些程序方面的事实,这也同样需要有程序方面的证据予以支持。

  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效力的认可与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的关键问题。新刑诉法增加了五条内容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和排除原则、程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做了详细规定。由于现阶段侦查手段和技术的制约,被告人的供述和相关证人的证言仍然是审判过程中审核的主要证据,对此类证据的审核也成了刑事审判的重点。如果排除非法证据将带来打击犯罪的不力,那么保护人权的提起也将因犯罪猖獗而在实践中失去了意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以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根本上还是靠诉讼参与人法律意识的增强,全民法制素质的提高。排除非法证据.强调严格依照刑事诉讼规程办案.要求增强诉讼参与人的守法意识,从而逐步纠正轻程序法重实体法的法律偏私,让保护人权的内容更好地体现在司法活动中。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提出的辩解大多是在公安机关讯问过程中采取刑讯逼供等方法让其作出不符合事实的供述,在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提出上述辩解后,由被告人提供初步的证据,如入所体检表中显示被告人身上有伤,则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予以说明。在侦查人员出庭时,应当为其设立席位,其既不属于公诉人,也并非辩护人,更不是被告人,所以应当为其设立独立的席位。另外,对于侦查人员无法合理解释被告人的伤势来源,一般对于被告人的相应供述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但是否对于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在公安机关作出的证据不能使用,对于该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经过庭审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排除。实践中要严格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如果仅仅是证据收集程序、方式存在瑕疵,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例如,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查笔录、提取笔录上没有侦查人员等相关人员签名的。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此类瑕疵证据,不能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实践中。上述瑕疵证据可以通过有关办案人员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依法可以采用。此种情形实际上是在确认该证据真实性的同时认可其证据资格:对于无法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因不能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应当依法对该证据予以排除。

  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通过权利制约权力的形式,提升刑事审判的司法公信力。
来源: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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