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鲈乡审判 > 审判实务
从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看青年法官能力的提高
——对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一个述评
作者:金玉平  发布时间:2014-05-04 10:57:45 打印 字号: | |
  [摘 要]法院系统的学术研究是法院调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解决司法实务问题为研究旨趣,运用概念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提出贴近司法实际的问题,较少总结、提炼一般理论,注重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建议对策。构成法院系统学术研究队伍的青年法官,应结合法院学术研究特点,转变研究方式,同时要吸收学界研究成果,放宽视角,关注社会科学知识。

  [关键词]法院 学术研究 司法实务 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

  一谈到学术研究,总觉得它专属学界。对于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的法院,谈论它的学术研究总觉得不合时宜。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法院系统的学术研究是法院调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调研工作又是人民法院的基础性工作,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职能的关键环节,是更高层次的审判。 法院学术研究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在不断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过程中,它也日益受到重视。

  本文通过分析法院系统产出的学术论文,试图描述法院学术研究的特点和发展现状,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提升法院系统学术研究水平提出建议。据以分析的学术论文,来自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的获奖文章,以及法官发表于《人民司法•应用》和《法律适用》上的诸多文章。

  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是“法院系统参加人数最多、涉及专业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学术盛会”,每年举办一次,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业务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在北京联合法院系统建国以来的首届学术讨论会开始, 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二十三届。每届确定一个中心议题,并最终评选出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的论文。《人民司法•应用》和《法律适用》均属最高院主办的核心期刊,其刊载的文章也多为法院系统人所写。一个讨论会和两本刊物基本能够反映法院学术研究的现状。

  一、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旨趣

  显然,法院系统的学术研究应围绕司法实务进行,包括法律的适用、法官的裁判、审判的方式、司法的理念、思维和改革等方面,总而言之,可以把它归结到应用法学的研究范畴。比如,第八届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为“行政审判中的疑难问题”、第九届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为“刑法与刑诉法在修改与实施中的有关问题”、第十五届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为“民商法理论和审判实务研究”,它们涉及到的便是审判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再比如,第十六届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为“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改革研究”、第十九届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为“司法解决纠纷的对策与机制研究”,它们涉及的则是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问题。又比如,第十一、十七、二十一届学术讨论会均以司法体制改革为中心议题、第十八届的中心议题为“公正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第二十届的中心议题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它们涉及到的是司法制度设计、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人民司法•应用》和《法律适用》基本上每期也会设立特殊专题,就具体法律的适用问题、司法体制的改革问题等组织讨论。

  在这一学术旨趣下产生的学术作品也就相应的具备很强的应用性。以第十九届学术讨论会获得一等奖的论文为例,6篇论文均是对司法实务问题的回应。《论法律原则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范本的研究 》、《民间纠纷引发暴力犯罪之死刑的司法控制》回应的是法官裁判方式问题;《当事人调查取证权之程序保障的路径尝试——以调查令制度的检讨及其实证量化分析为研究视点》、《论一部终局判决——兼议我国民诉法第139条之废存》、《缺陷的弥补与权利的补充救济——民事裁判瑕疵补正程序》、《质疑与回应: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回应的是司法制度的具体设置完善问题。

  应用法学研究是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主题,也是法院职能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在于,使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相结合,有效指导审判工作,并推进司法改革进程。

  二、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方法

  虽都是以研究司法实务为学术旨趣,但研究方法却不尽然相同。总结起来,可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概念法学研究方法,一种是实证法学研究方法。概念法学研究方法,注重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体系间的逻辑演绎,或者基于特定理念推演制度设计;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知识,注重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关心制度的现实效果。

  概念法学研究方法之于法院系统学术研究不可或缺,尤其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具体到法律的适用问题,该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更为显著,它涉及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以第八、九届学术讨论会为例,因为这两届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均涉及法律的适用问题,概念法学研究方法在其中得到很大程度上的体现。比如第八届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中讨论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分析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在概念上的差别、公证行为和行政合同纠纷是否可诉,并由此提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构想。 比如第九届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刑法的基本原则、正当防卫和单位犯罪的认定、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等等。 上文提到的获得第十九届学术讨论会一等奖的两篇论文,即《论一部终局判决——兼议我国民诉法第139条之废存》和《缺陷的弥补与权利的补充救济——民事裁判瑕疵补正程序》,也可以归入这类研究方法。除了法律的适用问题,该类研究方法在涉及司法制度设计及司法体制改革的论文中也有体现。其表现为,基于特定的司法理念推演制度设计和改革方案。

  应该说,概念法学研究方法是法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法律思维的重要方面,它对保障法律的稳定性、逻辑性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现如今,中国法律人的概念法学思维不是太多的问题,而是仍相当不够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讲,忽视特定概念、理念的特定语境,直接推演制度设计和改革方案的概念法学研究方法,在制度实践中往往也易遭受挫败。反映在学术研究中,概念法学研究方法的糟糕代表便是“对策性研究”。这类文章大多遵循“概念——比较研究——存在问题——立法建议”的写作逻辑,为比较而比较,割裂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语境,缺乏深入分析问题的抽象能力,看到表面问题即空谈建议,所引资料也大多雷同,知识的重复生产现象严重。比如,在强调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时,大量引用国外陪审团制度的优点、价值、功能来论证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正当性。即使是对国外陪审团制度的介绍,也大多将其与制度形成时的社会状况相剥离,由此使得陪审团制度变成先验的、普世的制度。这种生硬的堆砌,能给我们提供也只是些老生常谈的基本史实,没有半点的知识增量。

  相对于概念法学研究方法的缺陷,近年来,实证研究方法在法院系统学术研究中的使用逐渐增多。以近三届学术讨论会的一等奖论文为例,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论文占近1/3, 这还不包括部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这种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苏力关于中国法学发展轨迹的论断,即“政法法学”——“诠释法学”——“社科法学”的发展轨迹。 但是,虽然法院系统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不断增多,但客观地讲,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的优秀研究成果仍不多见。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法院系统的学术研究有自己的特点,完全的“社科法学”式论文并不必然是它的追求,也不是其优势所在。丰富法院系统学术研究方法的启示在于,一方面要把握概念法学研究方法的精髓,展现法律人特有的思维,另一方面也应充分利用亲历司法实务的优势,注重实证研究。

  三、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的写作

  一般而言,法院系统学术论文与法学界学术论文大致都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写作逻辑,但二者在具体的写作上仍存在差别。本节从这两个领域各选取一篇论文,通过文本分析,说明二者存在的差别。

  一篇是获得第二十三届学术讨论会一等奖的论文——《十年回首:对法官遴选制度的检视与修正——基于对东部地区基层青年法官司法能力的调查分析》,由基层法院法官撰写; 一篇是法学院学者撰写的论文——《中国法官最大化什么》。 两篇文章都在论述中国法官管理制度,都对当前的法官遴选制度提出质疑,也都使用了访谈、调查问卷等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所以具备较强的可比性。前篇论文首先通过调查问卷分析当前青年法官司法能力的总体状况,然后论述法官遴选制度的缺陷,最后据此提出修正和完善法官遴选制度的建议。全文逻辑清晰,无论是缺陷的指出,还是建议的提出,都明白晓畅,贴合实际。后篇论文在问题的提出部分增加了文献梳理,然后也是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并给出一个初步的中国法官效用函数,之后从一种更为开阔的比较视角,集中讨论法官选任和法官管理,并提炼出和总结出一个一般性命题,即“工作特定性高低与人才选拔制度的重要性成反比,而与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的重要性成正比”,据此认为,与重视事前遴选、放松事后监督的英美制度不同,忽视事前选拔而强调事后行政化监管的中国制度结构造就了最大化收入和官位的法官群体,因此,应当转换中国法官管理制度的思路。

  通过比较,笔者发现法院系统学术论文有如下写作特点:

  1、提出问题应简洁明确,贴近司法实际。与此相对,法学界学术论文提出问题部分,还应考虑学界已有的理论积累,以及本文的学术贡献是什么,所以也就有了文献梳理环节。而在法院系统学术论文而言,文献梳理环节则可以省略。

  2、较少总结、提炼一般理论。并不是说法院系统学术论文不需要理论,只是一般理论的总结、提炼不是它的重点。而法学界学术论文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分析和政策建议,其目的更在于深究现象或问题背后的理论蕴含。

  3、提出建议应具体、有针对性。相对而言,提出建议部分在法学界学术论文中则可能被省略,因为它的重点在于解释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也便包含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所以没有给出具体对策建议的必要。在《十年回首:对法官遴选制度的检视与修正——基于对东部地区基层青年法官司法能力的调查分析》一文中,作者最后提出五条非常具体的建议。 而《中国法官最大化什么》一文则根本没有给出具体建议。

  综上所述,相对法学界的学术论文,法院系统的学术论文学术色彩较弱,其目的还是侧重司法实务问题的解决,理论深度不是它关心的重点。

  四、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队伍

  从笔者所在的法院来看,近五年新进的公务员构成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主力。这些新进人员大多经过正规的法学科班教育,多数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从近几届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来看,虽然参与人数、参评论文数、论文水平在逐年上升,但获奖作者还是主要集中于拥有较高学历(不乏一些博士)的青年法官当中,有些人甚至是每年都出现的老面孔。

  研究队伍的高学历化、年轻化现象,也从一等奖论文的不均衡分布上体现出来。获得一等奖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较为集中的地区,相对而言,这些地区的法院人才也相对较为集中。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些地区获奖论文多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研究队伍的高学历化、年轻化在带来先进理论的同时,也需要克服两个负面影响:

  一个是研究方式的转变问题。不尽如人意的法学教育,不光没有培养出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反而让学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研究习惯。以论文写作为例,大量出现的“从知网中来到知网中去”式论文,反映出学生不懂提出真问题、思考真问题,只是在做一些理论上的重复,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教科书式”的论文写作方式,以及上文提到的“对策性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当这批学生走出法学院来到法院,自然也就把这种研究方式带入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如若不改变这种研究方式,所谓法院系统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便是虚言。笔者所在的法院也存在这种情况,在每年参与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该类论文大量存在。改变这种研究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全面提升提出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个就是前文提到区分两类不同的学术论文的问题。即使一些具备较强研究能力的青年法官,也可能因为长期浸染于法学界的学术研究,而一时难以转换思维,适应法院系统的学术研究。这么讲,并不是否定法学界学术论文写作方式的价值,只是说二者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学界看来有很大价值的文章,在法院系统可能激不起很大反响。这么讲,也不是认为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实务界毫无帮助,相反,实务界与法学界的相互沟通、成果交流很重要。

  五、代结语:实务界与学界的相互沟通

  笔者强调法院系统学术研究与法学界学术研究的不同,但并不反对二者间的相互沟通,相反十分赞同二者间的成果交流。

  事实上,二者间的沟通交流已经存在。这表现在法院系统学术论文对法学界论文的大量引用,法学界最新研究动向对法院系统学术研究选题的影响,也表现在法院系统学术研究队伍的法学院背景。除此之外,更为直接的表现是,全国范围内,法院与法学院的合作不断增多,法学教授深入法院的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增多, 法学教授与法院法官联合申请调研课题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这种合作趋势的发展,是与我国法学研究逐渐转向实证方向密切相关的,也是与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之后,“从立法中心主义到司法中心主义的范式转换”相关的,更是与“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研究”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的。

  这种合作趋势的发展,对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启示是,虽然解决司法实务问题始终是我们的研究旨趣,但是关注先进理论尤其是掌握社会学科知识,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理论工具是一个宝,它虽然可能不会在法院系统学术论文中得到直接体现,但是它无形中会影响我们观察问题、解释问题的视角。缺乏深刻理论的指导,我们针对司法实务的解决方案,可能便是不切实际的泛泛之论。

  最后,笔者还想再特别强调一下社会科学知识对法院系统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如苏力在《法律和社会科学》发刊词中写到的那样,随着社会的根本性、急剧性变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中国学术的总体正在发生着一种知识类型的根本转变——社会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中,经济史的研究衰微,更为技术化、实证化、经验化研究发展起来;法学和政治学研究少了宏大话语,多了有关技术性或制度细节的问题;就是文史哲的学者也更多地转向或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项经验研究证明,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新泽西州最高院以及其他一些法院的判决中,引证非法律材料的总量增加了,而且相对于这些判决中所引证的法律材料的百分比也增加了。 这可能代表了一种趋势,既然审判工作已不再单独依赖法律材料,那么为审判工作服务的法院学术研究工作,就也应放宽视角,更加关注社会科学知识。
来源:院领导
责任编辑: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