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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分析
——兼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之妥当性
作者:陈竞  发布时间:2018-12-17 10:47:43 打印 字号: | |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票据法领域,针对票据丧失情况,设立了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程序对失票人加以救济。关于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第十八章及《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根据上述规定,公示催告程序的终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种:1、因法院作出除权判决而终结;2、因在公示催告期间内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申报,法院裁定终结;3、因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但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之前,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申报,法院裁定终结;4、因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无人申报权利或者权利申报被法院驳回,但在其后的一个月内申请人未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法院裁定终结;5、申请人在公示催告期间撤回申请,法院径行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1])。以除权判决是否作出为标准,以上五种情形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由于除权判决作出而终结,另一类为除权判决未能作出,但由于申请人或权利申报人的原因导致公示催告程序终结。本文拟针对上述两类情形下,公示催告期间发生的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进行分析,提出观点,给出支撑观点的理由;并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对于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妥当性进行分析,提出修法建议。

一、除权判决作出后,公示催告期间发生的票据流转效力分析

票据作为一种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的行使与票据的持有不可分割,票据权利依附于票据,在通常情况下不能离开票据而单独存在。持有票据,一是表明持票人对票据本身拥有物的所有权,二是持票人因持有票据这一事实而享有票据所记载的权利。权利与证券的一体化结合,这就是票据权利的证券化。在持票人因自身意志以外的原因丧失票据占有的情况下,最后合法持票人可以通过申请公示催告并获取除权判决的方式,使得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凭借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而不是持票向票据债务人主张权利。因此,公示催告程序,从制度功能角度分析,是对票据的最后合法持有人在票据丧失后的一种权利补救和保全程序,在性质上为非讼程序([2])。其通过规定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来保障失票人在失票的情形下也可以通过持有除权判决而行使票据权利。因此,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的功能,首先在于限定票据债务人向公示催告申请人以外的持票人付款,从而保全申请人的票据权利;其次,确定申请人的合法持票人身份,使其获得行使票据权利的合法凭证。

如前文所述,我国关于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第十八章及《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似乎可以确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与除权判决是否作出并无关联,只要转让行为发生在公示催告期间,即为无效。在此基础上可以当然得出以下推论:在除权判决做出的情况下,此前公示催告期间所进行的票据转让行为均为无效。

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看似绝对,毫无例外。但结合紧随其后的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内容来看,结论可能未必如此。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颁行于2015年1月3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条、第四百六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该类诉讼为除权判决撤销之诉。其理论依据在于,公示催告程序并非诉讼程序,除权判决也非经过对权利争议的实质审查作出的,因此,除权判决只是恢复了申请人作为持票人的形式上资格,并非将申请人确定为实质票据权利人([3]),在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未能在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导致其持有的票据被判决无效的,其权利应当得到救济。第四百六十条所列举的“正当理由”中,并未涉及利害关系人取得票据的时间,即无论利害关系人是否在公示催告期间取得讼争票据,只要具备上述“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即可撤销已经作出的除权判决。虽然撤销除权判决并不意味着利害关系人必然为合法持票人([4]),但在不存在其他法定事由情况下,如果仅以利害关系人系在公示催告期间取得票据为由否定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则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因此,多数情况下,除权判决如被撤销,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不会对此前在公示催告期间发生的票据流传效力造成影响。

结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除权判决已依法作出,且未通过后续撤销之诉被撤销的情况下,此前公示催告期间发生的票据权利转让行为均为无效。

    二、除权判决未能作出或作出后被依法撤销情况下,公示催告期间发生的票据权利转让行为的效力分析

    (一)问题之提出

    公示催告程序由于申请人或权利申报人的原因,在公告期间届满或未及届满时即告终结,除权判决未能最终作出,如前文所述的四种情形,此时被申请票据依然有效,或者除权判决虽然作出,但其后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那么此前公示催告期间所发生的票据流转效力如何?是否可以援引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定为无效?法律对此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却经常遇到上述问题。以下就笔者审理的一则案件作一展示及解析。

(二)案例展示及解析

[案情]

原告:绍兴滨洪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吴江市红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9日17时25分,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新塘派出所接赵进仁报案称:2016年1月19日13时50分,其被骗八张共一百二十五万承兑汇票,案发地点为新塘街道凯利纺织有限公司。在新塘派出所出具的《接受案件回执单》“报案内容”一栏内详细列明了八张承兑汇票的票号,其中一张汇票的号码为“28286911”。

2016年1月20日,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以本案原告绍兴滨洪贸易有限公司为申请人的(2016)豫0311民催字第6号公示催告案件。原告在该案中主张其遗失票号为31300052 28286911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并向该院提交由浙江锦瑞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浙江锦瑞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在该份说明中注明,其与本案原告之间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为支付货款,其向原告背书转让了包括案涉汇票在内的六张银行承兑汇票,并详细注明了六张汇票的票号、出票日期、到期日、出票人、收款人等信息。2016年1月26日,洛龙区人民法院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公告,公示案涉汇票信息及原告遗失情况,要求利害关系人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该院申报权利。2016年7月19日,本案被告吴江市红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票向该院申报权利。洛龙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豫0311民催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公示催告程序,告知申请人或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经查,票号为31300052 28286911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洛阳市关林利得毛毯厂,收款人为江苏欧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13日,到期日为2016年7月13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该票据第一背书人为收款人江苏欧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其后依次为:浙江锦瑞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吴江市红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被告最后背书给吴江农村商业银行黎里支行委托收款。被告已于2016年10月下旬从承兑付款人洛阳银行处兑付了票款。

原告以被告于公示催告期间受让票据无效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原告为票号为31300052 28286911银行承兑汇票的权利人,若该票票款已被实际领取,则判令领取人返还票款100000元。

[审判]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系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从浙江锦瑞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处取得案涉汇票,但浙江锦瑞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在转让票据时并未在被背书人栏内填写原告名称;随后,由于王金庆和宋小锋的抢夺行为,原告在未签章、亦未在被背书人栏内进行补记的情况下,丧失了对于案涉汇票的占有;因此,仅能认定原告曾经持有案涉票据。作为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以持有票据为前提和条件。失票人只有在通过公示催告程序获得除权判决的情况下,才可不必持票仅凭判决向付款人主张付款。在洛龙区人民法院终结原告申请的公示催告程序后,原告曾经享有的票据权利也因其对票据占有的丧失而随之消灭。

关于被告在公示催告期间受让票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本院认为,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行为无效的认定,应建立在其后的除权判决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且未被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诉讼中依法予以撤销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严重损害票据的流通性,阻碍票据支付、汇兑功能的发挥,与公示催告制度设置的初衷相悖。本案中原告在洛龙区人民法院提起的公示催告程序已因被告的权利申报而被裁定终结,被告在该公示催告期间从案外人张勇处受让票据的行为应为合法有效。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绍兴滨洪贸易有限公司对被告吴江市红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绍兴滨洪贸易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观点及理由

上述案件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即在于:公示催告程序因持票人申报权利而被法院裁定终结情况下,此前所启动的公示催告期间内所发生的票据流转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该案虽为个案,却非特例,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下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不应简单予以否定评判。笔者以为,在除权判决未能作出或者除权判决虽然作出,但其后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此前进行的公示催告程序不应对在此期间发生的票据流转效力造成负面影响,即不应直接援引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否定在此期间发生的票据流转效力。理由如下:

1、公示催告程序启动的门槛过低:首先,如前文所述,公示催告程序本质上系对于票据的最后合法持有人在票据丧失后的一种权利补救和保全程序,仅凭一方当事人申请即可启动,具有单方性、临时性、强制性,虽然民诉法并不禁止要求公示催告申请人提供担保,而且从保障票据流通及失票人自身应负疏忽责任的角度而言,要求其提供担保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法院对此提出明确的担保要求。因此,启动公示催告程序的诉讼成本极低。其次,实践中,公示催告申请人并非均为合法持票人。颁布于1995年的票据法在第十五条中将公示催告申请人表述为“失票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票据法纠纷规定》)第26条当中对于“失票人”的解释是:“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2012年修订的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八条中对于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表述为“票据持有人”,民诉法解释第444条对于“票据持有人”的解释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民诉法解释修订过程中之所以没有采纳《票据法纠纷规定》中“最后合法持票人”的表述,而是将其中“合法”二字拿掉,原因在于有倾向性观点认为,司法实务中,存在申请公示催告主体并非适格主体的情形,故不应将其限定为合法([5])。近年来多发的伪报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案件中,不乏申请人既非最后持票,票据取得过程中又存在违法情形的案例。在上述由存在非法持票情形的申请人所申请启动的公示催告程序中,往往会因合法持票的真实权利人申报权利而被法院裁定终结,即使在除权判决已经作出的情况下,真正的票据权利人往往也会通过提起票据损害赔偿纠纷或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而使得已经作出的除权判决归于无效。此种情况下,如果依然坚持公示催告期间票据权利转让无效,则明显有机械适用法律之嫌,且有违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

2、公示催告申请人身份及申请事由方面证明标准要求不高:(1)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和票据法第十五条对于公示催告申请人均进行了规定,民诉法解释第444条对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中的“票据持有人”进行了解释,其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在法院立案时,对申请人的身份仅做形式上的审查。民诉法解释第446条规定:“因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结合票据存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决定是否受理。”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伪报票据丧失案件增多,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除依据民诉法解释446条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证据外,对合法持票人的身份,还通过向银行查询存根获得票据正面记载的信息,除此以外,对背书转让情况,一般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与直接前手交易的证据、直接前手关于票据转让的书面证言,有的还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多个间接前手之间转让票据的书面证言,有的甚至要求提供所有前手直到收款人关于转让票据的书面证言。看似立案门槛颇高、审查标准颇为严格,但这些证据是否属实,在真实的票据出现以前均无法进一步核查。(2)申请事由方面,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作了列举式规定,即“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但实践中存在着因被抢劫、抢夺、欺诈、胁迫丧失票据的情形,前述案例中申请人主张的即为票据被抢夺的情况;上列情形能否适用公示催告程序,理论上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公示催告程序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三种情形;但司法实践中,凡属于票据最后合法持有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可背书转让的票据脱离其有效控制、下落不明的情形,均可以适用公示催告程序([6])。申请人在证明存在上述事由时,一般情况下,只能证明自己曾经持有票据,并声称存在被盗、遗失或被抢夺等情形,至多附有报案记录、证人证言之类的间接证据,却很难直接证实票据被盗、遗失或被抢夺等事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是要求申请人写明申请事由、事实,并未要求申请人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而是将该证明责任以提供反证的方式分配给利害关系人,即利害关系人以其合法持有票据并在除权判决作出前申报权利的方式推翻申请人的失票主张。如果利害关系人不在法定期间申报,即意味着失票事实成立,无须申请人另行证明。因此,对于申请人的身份及失票事由,“在法律构造上本来就不要求申请人给予充分证明,而只是要求其提供初步的证据,给予盖然性的证明即可。也就是说,对这些事实的证明既不要求达到客观证明的程度,也不要求像一般民事诉讼那样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仅仅只是盖然性程度。([7])”

3、公告寻找利害关系人的方式存在内在局限。所谓的票据丧失,应指票据脱离持票人控制之后,为不特定的人占有的状态。因此,公示催告的过程实际上是寻找票据的过程,其以公示票据丧失事实的方式,达到向占有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催告的目的。因此,公告的方式及其所发布的载体决定了其所能达到的受众的范围,而受众范围的大小则决定了这一寻找方式的有效性。民诉法解释第448条规定:“公告应当在有关报纸或者其他媒体上刊登,并于同日公布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当同日在该交易所公布。”该法条中虽然没有明确刊登公告的具体报纸名称,但最高人民法院却以通知形式多次明确该报纸即为《人民法院报》;如1992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了法办[1992]93号《关于法院公告一律由〈人民法院报〉刊登的通知》、1993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1993]29号《关于重申法院公告一律由〈人民法院报〉统一刊登的通知》、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了法办[2001]246号《关于改进人民法院公告发布工作的通知》。上述通知要求各级法院严格按照要求统一在《人民法院报》刊登法院公告。2005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2005)7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公告发布工作的通知》指出,各级法院应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文件关于法院公告一律由《人民法院报》刊登的规定。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符合“权威性、严肃性、有效性”的要求,但由于受该报纸发行量所限,真正通过查询《人民法院报》公告信息获取公示催告票据信息的,在现实情况中并不多见。多数情况下,受制于《人民法院报》狭小的受众面及不高的公众知晓度,对于票据到期日之前发生的票据流转,票据出让方及受让方均无从知晓相关票据是否已被申请公示催告的信息。少数得以在除权判决作出前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大多是在票据到期后向付款人主张付款时,从付款人处得知所持票据已被公告挂失的情况。虽然新颁布的民诉法解释将公告截止日期规定为“票据付款日后15日”,但这一规定仅是防止除权判决公告日早于票据付款期限情况的出现,从侧面保证了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机会。但多数持票的利害关系人取得票据的时间均在公示催告公告发布之后,有些甚至在公告发布后经过多次流转才被利害关系人取得。实际情况中,应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基于常识判断,在公示催告期间取得票据的当事人对于票据被公示催告的情形绝大多数是不知情的,因为作为理性人,谁会去受让已被挂失止付的票据呢!若依据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不考虑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的除权判决是否作出,对于在不知道相关票据已被申请公示催告情况下取得票据或转让票据的当事人,一概认定上述票据转让行为无效,则对上述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票据的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明显不公,且势必对票据流转制度造成损害。

结论:基于以上三点理由,笔者以为,如果不考虑除权判决是否最终作出的事实,在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或者申请人怠于申请除权判决的情况下,一概否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流转的效力,将极大损害公示催告启动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票据的当事人的权利,有违公平原则;并使得票据的支付功能和信用功能无法实现,严重影响票据流通,最终对票据制度造成损害。因此,在现行法律规定作出相应修改前,司法实践中应当对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作适当限缩,将导致转让票据权利无效的情形限定在除权判决有效作出的情况下;对于因除权判决未能最终作出而裁定终结的公示催告程序,或者除权判决虽然作出,但其后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在此期间所发生的票据流转行为,如无其他违法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三、关于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性分析及修法建议

基于以下理由,笔者认为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存在不合理性:

(一)否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流转效力的规定与票据善意取得原则相悖

票据作为有价证券的一种,票据制度创设及存续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将权利附着于证券的方式提高权利的流通性,持有证券即意味着享有证券上所载明的相应权利。任何否定持票人权利的规定和做法,必然会对票据的流通性造成减损。因此,在票据法领域,应以坚持票据持有与权利归属相一致、认可持票即享有权利为原则,以票据持有与权利归属相分离、不持有票据但仍享有权利为例外([8])。为保证票据流通性,票据法上特设了抗辩切断及善意取得制度。抗辩切断是就票据行为本身并无瑕疵,原因关系中存在瑕疵的场合,在与不知晓有害票据债务人而取得票据者的关系上,该瑕疵被治愈,票据债务人不得主张该瑕疵的制度([9])。《票据法纠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即为我国票据制度中抗辩切断的具体法律依据。而善意取得,是指票据受让人从无处分权人手中,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受让票据,取得票据权利([10])。与抗辩切断不同,票据的善意取得,指的是票据行为本身在权力转移方面即使存在瑕疵,只要票据取得人取得该票据时就瑕疵的存在无恶意且无严重过失,则该瑕疵在与该票据取得人的关系上被治愈,由该票据取得人取得票据权利。我国法律中并未对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作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及法学理论界对于该制度均予以认可。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票据取得人对具有权利人外观之票据转让人的信赖([11])。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从无处分权人手中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应当取得票据权利。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却否定了利害关系人的该项权利,剥夺了票据善意受让人对于具有完备权利外观的持票人及所持票据的信赖利益,也因此从根基上对于票据制度造成侵蚀。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除权判决是否做出,否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效力的做法在国际上并非通例。依据日本相关票据法律规定,即使失票人通过公示催告方式申请了公告,也不会由于公示催告的存在而影响甚至限制票据的转让行为。在权利人因丧失票据而申请公示催告并获得除权判决后,又出现票据善意取得人的场合,如果先前的权利人因该善意取得而丧失权利、成为无权利人的话,即使已获得除权判决,其权利亦不得不再次被否定([12])。因为对票据的流通加以限制,或者禁止善意者取得票据,都是违反票据法中对善意取得者保护这一根本原则的,所以在公示催告期间内,票据流转的效力不受影响,受让人可以取得完全的票据权利。

(二)否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流转效力的规定与商法及商事审判基本原则相悖

票据法属于典型的商法,票据案件审判属于商事审判领域。商事审判体现的是市场本位、团体本位,而不是立足于自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保护;商事案件中,主要涉及的是商事交易的利益实现和补偿问题,核心问题是保障资本的高效、安全流转,在价值追求上,体现为以资本增值为中心([13])。而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适用的结果,使得被第三人善意取得票据的正常流转,随失票人申请的公示催告程序的启动戛然而止。在因疏忽而导致丧失票据的场合,适用该条款的结果,使得善意取得票据的当事人负担了因别人过错所造成的损失与不便,造成失票人与善意取得票据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失衡;即便失票人对于票据丧失完全无过错,基于利益衡量、价值取舍及政策导向层面的考量,维护票据流通性所体现的效益优先、动态安全价值,与以维护特定主体静态财产占有相比较,前者更符合商法及商事审判所应遵循的理念。再者,在审判实务层面,承认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行为的效力,可以有效遏制伪报票据丧失现象的发生。虽然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公示催告期间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其上家主张权利,或者直接向公示催告申请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但这种事后补救式的救济手段以票据外法律关系为依托,溯及既往地否定了当事人以票据为手段所从事的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对于整个票据制度的存在价值造成沉重打击,笔者以为是极其不足取的。对于非因自身过错丧失票据的持票人,其权利应当向直接造成其损失的责任人主张,如票据拾得人,或通过盗窃或抢夺等不法手段取得票据之人。

结论: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建议,在今后的修法过程中,删除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承认公示催告期间正常票据流转的法律效力。



([1]) 孙潇:“我国公示催告制度的冲突与路径选择”,载《山东审判》2012年第2期。

([2]) 张雪楳:“票据丧失救济之公示催告程序疑难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8期。

([3]) 同注(2)。

([4]) 笔者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第四百六十一条所作解读观点有所不同,该解读观点认为:“撤销除权判决的基础,是根据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利害关系人为票据权利人、对争议票据享有票据权利,申请人不是最后合法持票人,申请公示催告和作出除权判决错误”,笔者以为,极端情况下,会出现除权判决应予撤销,但利害关系人基于其他法定事由并非合法持票人的情形。

([5]) 同注(2)。

([6])同注(2)。

([7])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票据公示催告与除权救济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6期。

([8]) 此处表述的原则应不适用于记名证券,因为记名证券场合下,证券持有人需证明其与证券上记载的权利人为同一人,否则无权主张权利。

([9]) 张凝、[日]末永敏和:《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10]) 赵威著:《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

([11]) 张凝、[日]末永敏和:《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12]) 铃木竹雄著:《票据法·支票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

([13])李志刚:“商事审判理念三论:本源、本体与实践”,载《商事审判指导》2014年第1期,第7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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