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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债务纠纷案件裁判依据的法经济学分析
作者:倪晓红 向 军  发布时间:2018-12-17 10:52:41 打印 字号: | |

一、前言

当前,法官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引用的裁判依据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举证责任分配由单纯的举债人配偶一方承担,到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由举债人配偶一方承担、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由债权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转变。2018年1月1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为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提供了裁判依据,该解释对夫妻债务分为夫妻合意的共同举债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两种情形,其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又分为家庭日常生活的负债和超出家庭生活需要的负债。因现行夫妻债务裁判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故本文从法律经济学角度主要分析新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裁判依据背后的经济原理,有利于审理法官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新的司法解释,进而作出更加公正、合理的判决。

二、 法经济学分析夫妻债务纠纷裁判依据的理论依据

法经济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型法学流派,又称为法律经济学或经济分析法学,是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科斯和理查德·A·波斯纳法官,旨在通过对法和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促使有效益地进行法律制定的安排,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值。夫妻债务的甄别不仅涉及到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得到实现,更是事关举债人配偶一方合法权益。法经济学分析夫妻债务裁判依据的合理性,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也有利于更好地完善夫妻债务裁判依据,促使涉夫妻债务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

(一)   效率——法的基本价值

法的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能够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类的需要其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是法在社会作用过程中所需解决的目的。一般认为,法的价值有自由、秩序、公正、效率、平等、安全等。探究法的基本价值,首先应该从繁体的“灋”字开始,“灋”从水,表示法律、法度公平如水;从“廌”,即解廌,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据说它能辨别曲直,在审理案件时它能用角去触理曲的人。由此看来,法的基本价值应该是公正,因为法的目的就是辨别是非曲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经济学认为,效率才是法的基本价值。正义的内涵是历史性的,它不仅决定于这一目标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主题。[1]而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主题在于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公平和效益是相互涵摄的,无法真正将他们区分开。法经济学认为,将资源分配给能发挥其最大效用的配置就是公平公正的。因为在某种程序上来说“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含义—是效率”……只要稍加反思,我们就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3])。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公平和效益产生冲突时,应该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从法经济学来看,效益才是法的基本价值,将法的价值总结为“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就为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夫妻债务裁判依据提供了坚实的法经济学理论依据。

(二)   资源的有限性和理性经济人假设

微观经济学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以及由这些欲望引起的对各种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无穷无尽的,而满足这些需要的经济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这就是稀缺性。[4]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类在市场活动中如何配置资源去获得最大的效益。同时,法律和司法供给作为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也是有限的。因此如何使法律规范和法院的司法活动产生最大的效益成为法律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正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主体才会产生如何配置资源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问题。而这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市场经济中的主体都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理性经济人运用到法经济学分析过程中要归功于理查德·A·波斯纳,他指出作为理性的人,人们认识到法律制度的变化将改变不同权利的相对价格水平,由此会打破已有均衡格局,形成新的供求关系[5]。这样就会引导资源从效率低的人中转移到使用效率高的人手中,进而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而债的相对人在债的形成过程中,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与通过法经济学研究夫妻债务裁判依据具有目标的一致性。

(三)   交易成本理论

最早提出交易成本观点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他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是有成本的论点,认为正是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成为市场的替代物。交易成本理论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由于交易是人们交往的基本方式,交易成本也就是人们发生关系的成本。([6])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理性经济人不得不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而法律制度不仅影响着交易成本,同时其本身也是交易的结果,也存在着交易成本。夫妻债务形成的过程中会产生交易成本,而且夫妻债务裁判依据也会对夫妻债务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因此,如何使得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降低夫妻债务形成过程中存在的交易成本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现行夫妻债务纠纷裁判依据的法经济学分析

本文所述我国现行夫妻债务裁判依据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规定》。可以说,现行的夫妻债务裁判依据已比较全面和细致,探究现行夫妻债务纠纷裁判依据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有利于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审理每一个夫妻债务的案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更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一)   新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的规定

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引用的裁判依据一直以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由举债人配偶一方承担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2018年1月1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全面细致地就审理夫妻债务纠纷的相关法律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

1、    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标准:共同举债的合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条明确,只有在夫妻存在共同举债合意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共同举债合意的主要方式是双方共同签字或举债的配偶一方予以追认。只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单方举债的配偶一方追认,就应该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从源头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设定了基本的形式,避免了事后因夫妻另一方不知情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2、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负债应该区别对待

(1)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该支持。该条依据夫妻之间的家事代理制度,将夫妻作为基本生活单位,因夫妻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相互具有法定代理权,故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实施的法律行为所负之债,从法律上推定夫妻双方具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因此,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况外,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情形下,债权人无需进行举证,举证责任则由举债人配偶一方负担,由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配偶以个人名义所负之债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以个人名义所负之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需要由债权人进行举证

若债权人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之债以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主张的,债权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该条明确对于超出夫妻共同生活部分的债务举证责任应该由债权人进行承担。只有在债权人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产生,才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应该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情形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得到另一方授权的情形,需要结合经夫妻双方在经营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等因素综合考虑作出认定,一般由此产生的债务比如包括购买生产资料所负的债务等应该作为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

(二)   现行夫妻债务纠纷裁判依据的法经济学原理

如前所述,经济效益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公平正义的第二含义。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现行夫妻债务裁判依据进行分析,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值,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正义。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法律制度来实现法的效益目标。

1、 夫妻合意共债:降低交易中的谈判成本

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驱使人们谈判,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效率不同的资源配置。由此可见,权利的界定最大意义在于有效配置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7])因此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权利制度安排才是理性的选择。我国 2018年 1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确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共同举债合意即夫妻共同签字或夫妻另一方追认的情况。这样的规定让债权人大胆交易而无后顾之忧。否则,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当事人会徘徊在如何防止对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机会主义逃避债务,进而无法预测谈判中的风险值,想方设法就债务人的行为进行监督以保障自身债权的实现带来高昂的成本。新的司法解释第一条直接明确了认定共同债务的标准,为市场交易提供了法定范式合约,倒逼债权人在债权债务形成时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降低谈判风险和市场交易中的决策成本和监督成本,进而提高市场交易的经济效益。

2、家庭日常生活共债:让举证责任由收集证据成本最低者承担,降低诉讼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第三条分别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两种情况分配了举证责任。其中,第二条确定了对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之债务,债权人无需提供证据,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举债人配偶一方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时由举债人配偶一方就该债务未用于夫妻生活中或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明知夫妻双方约定各自财产各自所有进行举证。很显然,对举债人配偶一方来说,其与举债人天天生活在一起,对夫妻生活的事实更容易知晓,此时若将举证责任仍然分配给债权人则是不经济的,因为债权人需要比举债人配偶花费更多的成本去搜集证据。而事实上,夫妻之间就家庭日常生活本身就有家事代理权,举债人配偶一方若认为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双方未共同生活,也更容易提供证据。通过法定契约的形式规定非举债配偶的举证责任,不仅降低了交易相对人的搜寻成本,而且降低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成本。因此,对未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之债,其举证责任由举债人配偶一方承担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社会财富的整体增值。

3、超家庭日常生活共债的举证责任:降低预防纠纷的成本

对于新司法解释第三条,关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之债,与第一条认定共同债务的标准一样,实际上是法律规定将预防纠纷的责任分配给能以最小成本防止纠纷的一方当事人。该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也就是说,除非债权人能提交证据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之超出家庭日常生活之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等夫妻有共同举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一般情况下,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市场经济活动中,理性经济人是其权利的最佳判断者,会衡量成本与效益后,作出对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样就督促债权人从一开始就防范风险,要求债务人夫妻共同签字确认,否则交易无法达成。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也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进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四、现行夫妻债务纠纷裁判依据的进一步完善

(一)家事代理范围有待进一步明确

虽然,新的司法解释颁布后,我国现行夫妻债务裁判依据得到了完善,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进行明确,对于债权人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之债主张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以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进行区别对待。不仅保护了非举债配偶一方的知情权,防止不合理的负债,而且以法定形式推定家事代理所负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对于家庭日常生活支出需要的范围是当前审理法官所面临的困惑,是否需要具体的数额标准还是需要设定相应的生活支出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第三条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之债分为家庭日常生活之债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之债。对于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之债的范围如何认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于家庭日常生活代理权的范围,有的法官认为应该确定一个具体的金额,比如超过五万元或十万元的即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支出,应该由债权人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进行举证,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于有的家庭来说日常生活支出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很正常,对于有的家庭来说家庭日常生活支出也很难超出十万元。因此,机械地以金额为界限划定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的范围,既不公平又会引起更多的不必要的诉讼,进而浪费社会资源、司法资源,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二)列举式规定明确家事代理权范围:有利于节约谈判成本和诉讼成本

对于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纠纷案件裁判依据的模糊性,导致市场交易中相对人无法预测谈判中的风险,进而增加了交易中的决策成本和搜寻成本。而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各方在谈判中的权利地位和风险预期,不确定性的降低就为当事人以合作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总收益最大化提供了可能。[8]因此,今后的婚姻法或司法解释修改时确定夫妻家事代理权制度,确定家事代理权的范围,为处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在其所著的《亲属法论》中指出:“为夫妻共同生活通常必要的一切事项,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之教养,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友之馈赠,报纸杂志之订购等。”([9])笔者认为,通过法定的形式将家事代理权范围进行界定有利于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和诉讼成本,明确当事人在交易时的风险预期,谋求社会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在今后修改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时,明确家事代理权范围,可以借鉴史尚宽先生的意见,参考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将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八大种类(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和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为家庭生活的必要支出作为家事代理权的范围,这些事项夫妻任何一方均有权单独决定,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

五、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确定了基本思路和裁判指引。新的司法解释确定了夫妻共债共签、家庭日常生活之债共同债务推定、超出家庭日常生活之债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不仅规范了市场交易行为,降低交易中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更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诉讼中的权利义务,有效降低了诉讼成本,进而促使资源从效率低的一方转到资源使用效率高的一方,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法官在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时,应该充分理解夫妻债务纠纷案件裁判依据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以准确适用司法解释审理案件,以保护促使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和非举债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实现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促进公平正义的目标。



(1)时显群:“波斯纳法律经济学思想及其可借鉴性”,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第3卷第3期。

(2)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3)[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4)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六版,第2-3页。

(5)魏建:《交易成本理论: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9期。

(6)同注(5)。

(7)魏建:“谈判理论:法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7卷。

(8)魏建:“交易成本理论: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9期。

(9)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转引自夏吟兰:“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之检讨”,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2月第1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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