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鲈乡审判 > 吴江审判
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审判实务问题研究
——以P2P网贷纠纷为主要分析视角
作者:张 勤 曹欢欢  发布时间:2018-12-17 10:55:08 打印 字号: | |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Web2.0精神相结合的新兴产业,是金融信息化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各金融机构争相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其业务创新中,如创建P2P平台,力推金融网贷模式,开展线上融资贷款业务等。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在跨领域、跨时空上的高效结合,可以通过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将金融力量衍生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也可以让社会民众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实现真正的包容性金融发展。1)然而,伴随互联网金融的喧嚣与浮躁,相应的法律风险逐渐显现,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同时集中反映在商事审判领域,互联网金融纠纷已进入司法程序。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7条明确规定,各级法院应“依法审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依法认定互联网金融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此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目前,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绝对数量虽较少,案件类型暂时也较为单一,2)但此类案件数量、类型和审理难度的增长应当均是可预见的,审判实务中遇到的相关程序和实体问题也亟待研究,以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和尺度。

一、互联网金融概念探析

国外金融业界和学术界无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也未就互联网金融给予过多关注,可以说,“互联网金融”是中国独有的新名词。2013年,我国的线上支付、网络信贷等金融服务进入发展井喷期,余额宝上线,该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3)2014年,“互联网金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及“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标志着互联网金融正式得到官方认可。然而对于什么是互联网金融,官方和学界尚无定论,有的单纯从互联网金融与技术的融合角度作界定,认为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各类传统金融机构、新兴金融机构和电商企业依托于其海量的数据积累以及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通过互联网渠道和技术所提供的信息、融资、理财、支付等一系列金融中介服务。”有的从互联网精神、技术与金融的融合角度理解,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谱系概念,涵盖受到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精神影响,从各类金融中介和市场,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应对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情形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是一个弹性很大、极富想象空间的概念。”4)有的从互联网对金融内涵的影响角度,认为互联网金融包含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的产业和政策效应。5)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角度各异,但均是对互联网金融内涵的合理界定,互联网金融的基本属性是金融,必须遵循金融的规律,服从金融的法律;对于法院而言,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互联网金融于司法审判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创新”引发的新类型诉讼及相关法律问题。普遍认为,网络银行、网络保险、网络证券等业务仅是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向互联网领域的延升,背后仍是传统金融运作模式,而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第三方支付等对已有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产生全方位冲击的交易模式,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创新”。

司法实务中,互联网金融引发诉讼的常见形式有:P2P网贷投资人因借款人无力偿还借款而引发的诉讼;投资人因资金被平台挪用而引发的诉讼;借款人因隐私泄露对平台的诉讼;平台倒闭或跑路引发的诉讼;客户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挪用而引发的诉讼;在网络支付进行过程中资金被盗而引发的诉讼;P2P网贷和众筹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而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等。6)鉴于法院目前受理的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类型限制,下文仅重点对互联网金融中的P2P网络借贷诉讼实务问题进行分析。

 

二、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诉讼程序问题

(一)诉讼管辖

P2P网络借贷归属于货币金融学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实质上仍属于民间借贷活动,应适用合同纠纷确定管辖的一般原则。在当事人有约定时,只要不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应从约定。如当事人未约定管辖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被告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法院均有管辖权。故在无约定时,无担保的纯中介模式及有抵押无保证模式下借贷双方发生纠纷涉诉时,作为原告的出借人既可选择向被告即借款人住所地法院起诉,亦可向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7)关于合同履行地,P2P网络借贷合同履行地应当是借款人(或相应账户开户行)所在地,实际会与被告住所地重合,对于小微出借人而言,居住地往往与合同履行地相距遥远,维权成本较大。因此,还可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8条确定诉讼管辖,即当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时,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据此,通过P2P平台出借资金的出借人(原告)住所地亦应为合同履行地。

需要注意的是,当出借人的债权已由P2P平台回购或由风险准备金补偿,纠纷当事人通常为平台及借款人,似乎应适用与上述模式相同的管辖确定原则,但平台的债权人身份系基于债权转让而来;例如,在永安保险公司为原告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中,“《投融资平台服务协议(个人融资项目-融资人版)》第10条虽订有“因与投资人产生的争议,以及与投融资平台提供服务所产生的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由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管辖”的协议管辖条款,但永安保险公司并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约定的管辖条款对永安公司无约束力”。8)因此,上述情形下均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因P2P网络借贷纠纷依托互联网技术,其中的诸多环节在网上完成,具有电子化的特征,故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8条传递的立法精神看,关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应从便利投资人的角度确定管辖法院,通过增设管辖联系点的方式,解决金融消费者诉讼难问题,IP地址所在地及服务器所在地亦可视为合同履行地。

(二)送达方式

传统金融案件的当事人住所地往往相对集中,而互联网的开放性决定了服务对象的广泛性,这既是互联网金融的一大优势,同时又对传统送达方式产生一定冲击。由于网络借贷的双方当事人不在同一地是常态,银行事先填写司法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做法又未拓展到网络借贷领域,此时,如根据原告提供的联系方式穷尽法律规定的送达手段,仍无法进行有效送达,则须依法对被告进行公告送达,从而导致审理周期较长。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纸质媒介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囿于篇幅限制,报纸不可能将需要公告的文书全文刊印,公告送达的效果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创新公告方式,以受众更为广泛的新媒介发布法院公告,如对于住所地在本辖区的被告,采用法院微信、微博公众号作为信息网络媒体,同步刊登法院送达公告,提升送达效果。

此外,在P2P网络借贷中,既然借贷双方通过P2P平台完成交易,且借方通常存在多笔借款,其对网贷平台应保持一定的关注度,故法院在采取传统公告方式的同时,还可要求平台协助法院发布相关公告,载明公告文书的全部内容,提高公告的实效性。各平台因需要定期向借贷双方发送交易信息,通常还留有双方的电子邮件地址,且《民事诉讼法》第87条亦规定了可采用电子方式送达,故司法实践中可探索向当事人在P2P平台预留的电邮地址送达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9)

 

三、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诉讼实体问题

(一)作为居间人的平台之权利义务

一般而言,P2P网贷平台所开展的业务为对借款人和出借人的信息和交易匹配、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再从中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该类业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于居间合同的定义,即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1、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

报酬请求权系居间人的主要权利,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约支付报酬。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部分案件因P2P平台同时充当了居间人与出借人的双重身份而引发纠纷,具体表现为:平台先以自己名义与借款人签订居间合同,再通过平台员工的个人账户向借款人放款,其后平台又以居间人身份向借款人主张居间费用。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法院在审理中“准确界定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对于此类纠纷,由于借款系平台员工个人账户向借款人放款,该行为不能视为P2P平台作为居间人向委托人(借款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该模式下平台主张居间服务费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2、居间人的如实报告义务

按照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规定,居间人负有如实报告的义务,故意隐瞒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P2P网贷平台而言,居间义务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如实报告义务,应当注意的是,在如实报告的范围上,是以借款人自行披露的信息为限,还是应当包含出借人判断是否出借款项所需的必要信息,而后者隐含着平台负有主动调查和风控义务。受限于国内征信体系的现实状况,以及借款人的分散性特征,投资人难以依据权威征信系统对借款人的资信加以了解或自行直接进行了解,更多的需要依靠P2P平台提供的相关信息来做判断,而网贷平台作为从事借贷关系中介服务的专业化平台,理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笔者认为,如实报告义务的报告范围应当包括出借人判断是否出借款项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平台对此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而审慎注意义务的标准应以借款信息发布时点为准,结合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等做综合判断。

(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是针对普通商品和服务而言,而互联网金融行为的当事人借助P2P平台、众筹平台投资获利,并不能归入普通消费范畴。虽然产品应遵循买者自慎、卖者有责的原则,但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一般消费者专业知识不足,处于弱势地位,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应在风险、格式条款提示、个人隐私保护、投资者适当性考察等方面做出特殊安排。

1、格式条款提示义务

对于借贷个体而言,如果要接受P2P网贷平台的中介服务,一般首先需要进行注册,在注册时,根据网贷平台的注册要求,其应接受平台提供的服务协议(或称注册协议等)。该协议系P2P网贷平台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一般在与客户订立居间合同之时也不与客户协商。例如,某P2P网贷平台提供的《注册协议》明确写明,本协议在用户和某某贷间具有法律效力。某某贷提醒您认真阅读本协议、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后再选择是否接受本协议。除非您接受本协议所有条款,否则无权使用某某贷于本协议下所提供的服务。您一经注册或使用某某贷服务即视为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本协议全部条款。

显然,上述注册协议中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合同法》第39条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进行了规定,第40条对格式条款无效情形进行了规定,《合同法解释(二)》第9条和第10条对格式条款的效力规定了可撤销和确认无效两种情形。为避免合同条款无效或被撤销,作为互联网金融行业首先要站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进行全面提示,其次应当从消费者体验的角度出发做到人性化提示。例如,在合理形态方面,显而易见的形态应达到足以引起用户充分注意的程度,尤其是那些减轻、免除网络平台服务商责任、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要权利的内容,还应采用特别提醒方式,如加大字号、改变字体、加框、加粗、下划线等11),使消费者易于发现。对于消费者义务的规定,不能采取不反对即同意的征求意见模式。

2、个人隐私保护

网贷平台负有保护客户隐私的义务,平台掌握着客户的个人资料、账户资料、交易记录等大量信息,如不当使用或发生资料丢失,将对客户权益和隐私造成损害,而平台的隐私条款往往赋予平台极大权力,有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地之嫌。如某某贷《注册协议》写明,某某贷对于用户提供的、某某贷自行收集的及其他用户个人信息享有使用和披露的权利。某某贷基于履行协议、提供服务、解决争议、保障交易安全等目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资料时,无需告知用户。某某贷《服务协议》写明,某某贷采用行业标准惯例以保护用户的个人资料,但鉴于技术限制,某某贷不能确保用户的全部私人通讯及其他个人资料不会通过本隐私规则中未列明的途径泄露出去。显然,上述条款约定的网贷平台可通过客户私人资料搜集用户的额外信息,并基于履行协议、提供服务、解决争议、保障交易安全等目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资料时,无需告知用户而使用其私人信息,甚至公开私人信息,侵犯了平台用户的隐私权。12)且即使采用行业标准惯例来保护用户资料,是否就表明平台已尽到隐私保护义务,亦需依法判定。对于上述条款的效力,应按照前述关于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认定。

3、投资者适当性考察

投资者适当性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的证券行业,现已发展为以券商适合性义务为基数,涵盖证券、保险、衍生品等金融产品交易的体系庞杂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该规则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向符合适当性要求的客户销售或推介金融产品。13)投资者适当性近期已成为金融监管机构十分强调的规则,要求各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都要建立健全投资者适当性考察程序,如未经考察即允许投资者从事交易或者从事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交易,投资者发生损失的,金融机构要承担相应责任。2017年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其中就规定了“了解你的客户”原则,要求各类机构“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得以任何方式诱致借款人过度举债,陷入债务陷阱。应全面持续评估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偿付能力、贷款用途等,审慎确定借款人适当性……不得向无收入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

(三)融资成本的利率限制

借款人通过P2P网贷平台融资借款时,除支付正常借款利息、逾期罚息外,有的平台还以充值费、提现费、信贷审计费、借款管理费等名义收取高额手续费,这些手续费金额甚至远远超过实际费用及合理报酬范围。按照现行民间借贷的裁判标准,P2P网络借贷的利息、罚息、违约金之和超过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部分不应保护,但平台手续费是否应纳入融资人的融资成本、在4倍利率范围之内收取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借款人向第三方居间人支付管理费、居间费等费用与利息支出之和超过年利率24%的,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2017年8月24日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网络借贷的限额,其中个人和企业在同一平台的借款上限分别为20万元和100万元,因此小额化目前是P2P行业的主流趋势,而现金贷则是主流转型做法。2017年12月1日发布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要求各地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联合工作办公室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开展“现金贷”业务活动进行清理整顿,明确“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民间借贷利率规定”。2018年1月,苏州市吴江区按照通知要求,制定了《吴江区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重点整治利率畸高的“现金贷”业务,规定凡借款人平均年化综合资金成本超过24%或单笔年化综合资金成本超过36%的,均予以重点整治,规定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禁止发放或撮合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而关于“综合资金成本”的范围,征求意见稿明确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提供增信服务,向借款人收取的担保费、保证保险等增信类险种保费等,均统一纳入借款人综合资金成本计算。上述为借款人融资总成本设置利率上限的规定精神,亦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倾向性意见。14)

但是,将借款利息和平台费用简单相加的做法是否合理,笔者认为是有待商榷的,一是两者的给付对象不同,利息是支付给出借人的,所谓充值费、提现费、信贷审计费、借款管理费则是交给平台的。其二,两者性质不同,利息是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是债务人应当为使用他人资金而支付的对价,而充值费、提现费、信贷审计费、借款管理费则是居间合同的内容,应由居间合同双方自由商定。因此,上述文件可以作为对P2P借贷平台的行政管理性规定,对收费过高的平台可予以整顿,但在诉讼中不宜直接适用。如果借款人对于平台收取的各类费用正当性提出质疑,法院可以要求平台就收取的各项费用含义做出解释,举证证明实际从事服务所需要的成本,且这些费用之间相互不可替代,如平台无法解释或解释不能成立,法院应可援引格式条款规则否定其效力。

 

四、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中的电子数据认定

互联网金融案件与传统金融案件最大的不同便体现在证据形式的区别上,由于网络交易的特殊性,网络纠纷的很多证据网络化、数据化,交易的整个过程都是通过电子数据的形式完成、记录并保存的,一旦产生争议甚至进入诉讼仲裁阶段,电子数据即为证明合同订立、履行过程最直接的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列为八大类别证据之一,解决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中电子数据的证据资格问题,然而,电子数据应当如何举证、质证、认证,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予以明确。

(一)电子数据证据原件的识别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与传统证据形式原件一般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不同,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电子介质中的电子数据信息,其在证明案件事实时需要将数据编码转化为人们可识别的形式,因此,最初生成电子数据及其首先固定的存储介质才是电子数据证据的原件。然而,在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环节,电子数据证据的原始载体本身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并无意义,发挥事实证明作用的是其转换形成的可识别形式,如果固守传统的原始证据或原件的概念,这种转换形式将被作为复制件对待,从而将相当数量的电子数据证据排除在案件事实证明之外,这势必削弱电子数据证据的应有功能。

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在考察各国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电子证据原件还包括如下电子复本:(1)准确反映原始数据内容的输出物或显示物;(2)具有最终完整性和可供随时调取查用的电子复本;(3)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原始性异议的电子复本;(4)经过公证机关有效公证、不利方当事人提供不出反证推翻的电子复本;(5)附加了可靠电子签名或其他安全程序保障的电子复本;(6)满足法律另行规定或当事人专门约定的其他标准的电子复本。15)基于电子数据形态的特殊性,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环节对证据原件规则做适当变通,有利于诉讼的有效推进。此外,立法对证据原件也有变通规则,如《电子签名法》第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差用;(二)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式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按照这一规则,只要所提供的材料在内容上能够满足要求,就视为电子数据证据的原件。16)

(二)电子数据证据的真实性认定

电子数据的无形性、篡改后不易识别等特点,使得真实性认定成为电子数据认定的最大难点。以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为例,原告提交的支付证明、投融资平台服务协议、借贷关系证明、索赔申请书、未还款证明等均为电子打印件,其上仅加盖有运营P2P平台的公司公章,而并无证明签约及借款发生的电子直接证据,另有原告对于平台借款、投保模式的说明,及以其他用户的名义在平台进行投融资操作的步骤截屏作为佐证。目前,基于支持、鼓励金融创新的出发点,绝大部分法院对上述案件中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了认可,笔者仅检索到一案对证据不认可而裁定驳回起诉。17)

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65条第4项规定了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内容,即证据内容必须真实。就电子数据而言,实践中,内容不真实的情形主要有:生成、传输、处理、存储电子数据的设备或方法不可靠,出现非人为误差或错误;电子数据完整性受到关键性损害,但对电子文件进行格式调整、加入页眉、页脚、注明来源、形成过程和取得日期等非关键性的更改,并不影响电子证据的完整性,不导致电子数据内容失实;电子数据制作者并非诉讼主张指向的特定人,等等。关于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直接正面规定认证规则对于认定电子数据真实性具有重要规则指导意义,但是,面对法官队伍整体陌生于电子数据的现状,简便、易操作的侧面规则可能更加有效,现阶段,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规则可将直接正面规则与侧面规则相结合,并主要采用自认、公证、鉴定等侧面认证规则。

关于公证,由于经过公证的证据证明力一般高于其他证据,实践中,以公证书形式提交的电子数据最为常见,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电子证据“书面化”的过程,如(2017)苏0509民初6394号案件中,原告尝试提供了电子证据,即对《中国建设银行“快e贷”借款合同》等证据的网上来源、路径进行了公证,以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发生,并得到法院判决确认。但实务中,公证机构一般仅就上述取证行为进行公证,而取证行为公证是一种间接证明,仅能证明在公证保全时、依书面操作流程能够得出公证书附件黏连的电子数据文本,并不能由取证行为真实推导出原始电子数据真实。有观点就认为,就电子数据证据的事后鉴定和公证而言,不能彻底解决电子数据证据的真实性问题。18)但基于诉讼角度考量,如公证取证行为真实、取证环境中立、公证文书记载完整反映取证过程,在对方当事人未提出相反证据等情况下,应可推定电子数据为真实,尽管此种推定不能排除当事人利用技术手段伪造电子数据进行取证的可能,但另一方当事人仍有充分的救济途径,包括:直接举证证明电子数据不真实;举证证明取证行为存在瑕疵,且瑕疵足以影响数据真实等。可见,由取证行为真实推定电子数据真实,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公正。此外,由专家出具意见或者经过鉴定程序的电子数据亦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虽然电子数据具有技术性特点,但在专业人士看来,存储、传输、处理电子数据都会留下踪迹,对电子数据真实性鉴定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确认电子数据真实,且对方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应当认定电子数据真实。



1)吴景丽:“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载《商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4辑(总第36辑),第79页。

2) 根据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大数据搜索,以“互联网金融”为关键词,江苏省范围内相关民商事案件仅72件;以“P2P”为关键词,检索到的案件为210件,鉴于部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未出现“互联网金融”、“P2P”字样,部分有“互联网金融”、“P2P”字样的裁判文书实质并非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因此该搜索结果无法涵盖所有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

笔者自上述以“互联网金融”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查找到涉及人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系由借贷双方通过该公司的“借贷宝”平台进行借贷,属于互联网金融中的P2P网络借贷纠纷,故以“人人行”为关键词重新检索,查找到已判决生效的共计58件案件;此外,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涉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中,广东网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代表宁波银行直销银行投融资平台的运营服务提供商,为个人投资人和融资人提供投融资服务(该服务方式实为广东网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借用宁波银行直销银行名义运营P2P平台),再由永安保险公司为该P2P平台的借款人提供借款保证保险,亦属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以“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宁波银行”为关键词检索,查找到已判决生效的共计50件案件。上述搜索结果显示的案件数量,截止日期均为2018年3月16日10时。

3) 参见吴景丽:“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载《商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4辑(总第36辑),第79页。

4) 谢平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载《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8期。

5) 相关定义参见杨涛主编:《互联网金融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6) 吴景丽:“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载《商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4辑(总第36辑),第90页。

7) 张先砉:“P2P网络借贷诉讼实务疑难问题解析”,载《审判研究》2017第7期(总第289期),第52页。

8) 详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9413号民事裁定书。

9) 张先砉:“P2P网络借贷诉讼实务疑难问题解析”,载《审判研究》2017第7期(总第289期),第53页。

10) 同上。

11) 邱业伟、凃凯、涂培恭:“网络交易点击合同存在的问题和法律对策”,载《江苏商论》2010年第11期,第47页。

12) 张雪楳:“发展与规范:P2P网络借贷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载《商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4辑(总第36辑),第178页。

13) 马辉:“从信息不对称向决策瑕疵矫正的弱者保护路径变迁——基于对信息披露、撤回权与投资者适当性的考察”,载《经济法论丛》(第26卷),第113页。

14)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商事审判‘同案不同判’问题调研报告”,载《审判研究》2017年第8期(总第290期),第20页。

15) 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原件理论”,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

16) 姚军、左彬:“互联网金融中的电子合同法律问题研究”,载《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5期,第982页。

17) 理由详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7846号民事裁定书。

18)姚军、左彬:“互联网金融中的电子合同法律问题研究”,载《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5期,第983页。

责任编辑:研究室